泛中华群体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展的现代化包涵相当程度的世俗化，虽属非常实质，却又未被充分认知及探讨。个中原因非常复杂，包括涉及诸多概念和理论，及其运用的问题。毕竟不论现代化或世俗化，乃至如宗教、信仰、社会、文化、传统等基本概念，都是源自西方语境的概念工具，总会有点匹配和适用上的问题。
惟不管怎样，若姑且把世俗化定义为事物的“去宗教化”——或更宽泛的“去神秘化”和“去神圣化”的话，那上述说法确实不无依据。熟悉各种中国古典文化遗产，乃至就算多接触些含“古味”的娱乐作品，如历史剧、古偶剧、戏曲，甚至游戏（如《黑神话•悟空》）者，或会感觉到古典中国相对于当今的泛中华群体，确实含有更浓的宗教味道，包括弥漫的神秘感和神圣感。
当然，这并非否认古代中国不是没有部分人，尤其知识分子对涉及宗教的事物比较保留、警惕或排斥，尤其反对迷信鬼神，甚至可谓妥妥的无神论者（如郑子产、荀子、王充、范缜、柳宗元等）。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在对质疑、批评、挑战宗教（包括儒教）的思想和言论这一点上，相对上还算是较宽容的。
总之，与某些主张中国人和华人本质上或普遍上无宗教信仰的论调相反的是：中华文明虽有其独特之处，但绝非毫无或较少宗教文化，只是其宗教的内涵及表现形态比较不符合西方人所熟悉的亚伯拉罕及雅利安传统的那一套模式而已。某些人主张中国的宗教文化比较“入世化”、“人文化”，乃至“实用化”、“功利化”，或不无道理，惟这也并不能否认其内涵和形态还是涉及神秘性和神圣性，所以还是带有相当的宗教意味的。
说到这神秘性和神圣性，传统以来其主要的定义者、承载者和传播者，实际上即是儒佛道三教（之宗教面向）。普及民间的佛、道教以其明确的表现形态，如佛寺、道观、僧侣、道士、经书、仪式、法会、布施等，自然有目共睹，但实际上深入主流制度，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家庭、教育、学术、伦理、风俗等结构的儒教，其实一点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掌握最高的话语权。换句话说，因为儒教，这些看似世俗的结构，多多少少都被神秘和神圣化了。
如说在古代，教育和学术，其实就是要传承和发扬儒学和儒教的一套信仰、理念、价值、宗旨、理想等，而这些内容，虽不至于如佛、道教或西方神学那样有浓厚的所谓“超越取向”，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神圣色彩的，所以才被称作“经学”、“圣教”，其经典被称为“圣经”，教主孔子被尊为“圣人”，其诞辰叫做“圣诞”。甚至传统学塾开课时还得先祭拜孔子，学生也得先敬拜老师，因老师承载著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任务也。
至于儒佛道深入一般家庭和社区，把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多少少地添上宗教色彩，比如日常至每天的燃香祭天、祭祖、祭土地、祭灶神，节日时在家中或到寺庙，乃至到野外祭拜鬼神；还有各族、各村、各行、各业都有其主要的保护神，必须定时祭拜，这些都毋庸赘述了。而祭礼之外，三教的各种观念深入至人们的思想情感，如敬天法祖、因果业报、神明赏罚等，也是截然的事实。
无论如何，随著世俗化的越发广泛和深入，其实今天泛中华群体的儒佛道三教传统虽尚不至于绝迹，但确已非常稀薄、零散、模糊、斑驳，一般人的日常生态和生活已越来越少与之产生明确联结、共鸣，只有在特定的传统文化场所和事物中，才可不时看到其比较集中和活跃的表现，如某些佛、道教和民间宗教、民间信仰道场中，以及在一些传统节日如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的庆祝活动中等。
或许不奇怪的是：正由于如此世俗化所导致的儒佛道三教失去其为泛中华群体持续提供权威、主流的神秘性和神圣性的作用，才引发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部分中国人和华人开始从一些相对现代化——特别是符合西方定义——的宗教身上找回一些神秘感和神圣感。毕竟现代化并不注定所有人都不再需要生命和生活中的神秘性和神圣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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