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马来西亚社会的讨论氛围中，将各种问题归咎于政治人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政策成效、经济挑战，还是社会议题，公众往往倾向于怪罪政治人物来寻找满足感。这种看似合理的归因方式，实则反映出我国人民尝试逃避问题根源的思维模式。
在我国公共讨论中经常存在一种论调，政治人物都是无比肮脏的，人民都是纯净的。马来人和华人普通民众之间原本和睦共处，互相帮助，唯有政治人物持续挑拨种族关系，才导致我国的种族关系停滞不前。
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伊斯兰党近年来的保守极端化，绿潮的持续扩张，难道只是政治人物单方面推动的结果吗？若没有庞大的群众基础，绿潮绝不会在1119全国大选把伊党从东海岸的区域性政党扩张成在大马全国政坛呼风唤雨的头号马来政党。
事实上，部分马来社会对社会伊斯兰化的支持，以及对限制酒类销售等议题的立场，反映出某种真实存在的社会价值取向。若深入观察社交媒体平台，例如抖音（TikTok）和面子书（Facebook）马来报章的评论区，不难发现一些观点与我们日常接触的印象存在落差。同样地，华社内部亦也并非铁板一块，在涉及教育、经济或宗教等议题时，也存在各类立场与分歧。因此，将复杂的族群关系问题归因于政治人物，无疑忽略了我国社存在的严重分裂。
此外，政治人物真的都是腐败的吗？无可否认，过去60多年来，由于公共行政效率不高，部分群体倾向于通过“非正式关系”与“利益交换”的方式来加快事务处理进程。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而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社会惯性。509大选之后，希盟政府上台，著手整顿并尝试根治多年来积弊已深的腐败问题。然而，这类改革不但没有赢得大众的掌声，反而落得团结政府不体恤民情的声音，甚至指责政府“打压私人企业”。在此背景下，人民或许应该反思，当社会长期依赖“不正当”的方式来推进某种议程时，今日的腐败现状，难道与人民自身毫无关系吗？
换言之，腐败问题不仅源于政治人物，更是制度与社会习惯长期交织的结果。若一方面严厉谴责贪腐，另一方面却在现实中继续默许甚至参与类似行为，那么任何改革都难以真正落地生根。
在体制改革方面，人民对团结政府给予厚望，却未必愿意承受其带来的调整成本。以团结政府推动的BUDI 95针对性汽油补贴机制为例，其核心在于实现更精准的资源分配，以缓解国家日益吃紧的财政压力。反之，若团结政府为了换取短期的人民支持而继续举债来维持广泛而无差别的补贴，那么最终承担沉重代价的，必然是我们的下一代。
正所谓 “改革有阵痛，不改革就是长痛”。有鉴于此，改革本就难以在短短一个任期内见效。五年时间，往往不足以完成深层制度重塑，然而，民选政府却必须面对连任压力，不得不在长远改革与短期民意之间反复权衡，甚至被迫迎合人民当下的情绪。在这种循环之下，政策容易摇摆，导致改革难以持续推进，社会也因此逐渐陷入一种“情绪主导决策”的困局。
纵观上述而言，将一切问题简单归咎于政治人物，或许能够一时宣泄不满，却对根治问题于事无补。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具备自我反思与共同承担的能力。政治人物固然需要被监督与问责，但人民同样需要检视自身行为与思维方式。唯有当社会各界都愿意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从制度改革到思维转变双轨并进，马来西亚方能迈向先进国的愿景，把“昌明大马”的理念真正照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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