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长期以来实行“一纲一本”的教材制度，即依据统一的课程纲要，编写一套供全国学校共同使用的课本。课程纲要由课程发展司（Bahagian Pembangunan Kurikulum，简称BPK）制定，是国家课程理念与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除了明确各年段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与要求，推行KSSR后，更进一步把评价标准纳入其中，对学生应该学什么、怎么学、达到什么水平，都作出相应的规定。
课本则是依据课程纲要编写的教学材料，由教育资源与技术司（Bahagian Sumber dan Teknologi Pendidikan，简称BSTP）负责组织编写工作。编者在理解与诠释课程纲要的基础上，经过内容筛选、知识组织与篇章编排，把宏观的课程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内容，为教师提供教学参考，也为学生提供学习材料。换言之，课程纲要是课程实施的根本依据，而课本只是落实课程目标的途径之一。
这与实行“一纲多本”的国家有所不同，即由官方统一制定教学大纲，但交由不同出版社或编者编写不同版本的课本，供学校或教师选择使用。相较之下，“一纲一本”有助于维持全国教材内容与教学要求的一致性，却也容易让教师在长期使用指定课本的情况下，不自觉地把课本视为教学的全部，甚至将课本内容与课程要求画上等号，忽略了课程纲要才是教学的根本依据。这种现象也常反映在社会大众对语文教育的讨论中。大家往往以课本的内容作为判断语文教学的依据，却忽略了课本只是呈现课程纲要的一种载体，并不等同于课程纲要本身。
有些学校甚至把考核范围局限于课本内容 ，例如将“单元一至单元八”列为考试范围，以学生是否读过相同的课文、学过相同的单元作为考核依据。如此一来，原本协助落实课程目标的课本，反客为主地取代了课程纲要，变成了教师无法违抗的“任务清单” 。当“教完多少课”、“考哪几个单元”成为衡量语文教学的首要指标时，原本多元而丰富的语文学习，便极易窄化为机械式的操练。教师疲于奔命地赶进度、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则深陷于做练习、记重点、应付考试的循环中。课堂看似按部就班，教学任务也如期完成，但学生是否真正学会了阅读、思考与表达，能否将所学的语言知识迁移并运用到不同的真实情境中，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这么说，并不是否定课本的价值与功能，而是希望厘清课程纲要与教材之间的主从关系。课本为落实课程纲要提供教学资源与内容参考，能够协助教师规划教学，减轻自行搜集与编选教材的负担，但绝非实施语文教学的唯一途径 。
课本能够直接配合教学目标，符合学生需要，当然再好不过。但要编写一本适合全国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与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课本，著实不容易。因此，教师不应把课本视为不可更动的教学任务。语文教学旨在培养学生聆听、说话、阅读与写作的综合能力，无论是文学作品、报章新闻、生活故事，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文字素材，只要有助实现课程纲要的需求，提供所需的技能训练，都可纳为学习资源，不一定得受限于课本所收录的篇章，更不该让选篇成为学生学习语文的障碍。
如果学生读的不是课本里的篇章，怎么应付考试呢？须知道，语文考核的是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而不是对特定课文内容的记忆。只要真正掌握了阅读、理解、分析与表达能力，又何须担心？反过来说，如果学生必须读过指定的课文，才能应付考试，才更值得我们担忧，不是吗？因为那恰恰说明，学生掌握的只是特定篇章的内容与答题技巧，而不是真正掌握能够迁移运用的语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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