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新课纲还未完全公布便引起了轩然大波。因新课纲将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三个科目由一周12节缩减至一周10节，导致各方批评不断。好在各方的声音与意见最终得到采纳，教育部于11月5日发出文告，决定在落实2027年课纲时，维持国民小学的马来文、华文小学的华文，以及泰米尔文小学的泰米尔文，每周12节课的教学安排。
在这次的课题上，民意代表与政治人物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作为人民选出的代表，他们监督了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也在政策可能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利益时，及时提出质疑。然而，在这次新课程改革的争议中，似乎参与进来的政治人物，并不全是政策的监督者。
骂政策、骂政党、骂人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对母语课时的缩减可说是强烈反对，甚至用了“温水煮青蛙”来形容母语课时减少的危害。若其内容全部都是对母语教育的深切担忧，的确称得上“政策的监督者”这一名号。惟其慷慨激昂的言论，似乎不是全部都用到了母语教育上。
根据东方日报在10月26日的报道《华小华文课从12节减至10节 陈德钦轰行动党“温水煮蛙”灭华》节录的一段文字：
“票投火箭，华文课不见！华社要知道的不是校长是否拥有自主权，而是教育部为什么要减少华文课的节数？黄家和既然身为代表华社的副教长，就有责任交代清楚，是否曾经反对这项调整，又是否要求教育部保留原有课时？黄家和究竟有没有为华小发声，还是对此默不作声、照单全收？”
以笔者的浅薄理解，这一段文字与其说是在“批评母语课时减少”，更像是“痛骂行动党导致母语课减少/质疑黄家和没有做事。” 至少，笔者并不想知道一个副部长是否在课纲制定流程的时候有没有反对课纲，因为课纲已推行，过去的支持或反对只能证明个人的情怀，无法判断副部长是否有足够的执政能力。笔者更想知道的是，在母语课（包括马来文）被减少以后，政府如何保持母语的教学质量，甚至超越旧课纲？这才能证明执政党和副部长的能力。
在这次的母语课题中，类似的话术并不少见。虽然其他政治人物的言辞不一定都像拿督陈德钦如此针对特定政党或人物，却也成功将舆论的一部分重心，转移到政党口水战之中。而且在这次课题里，有人负责开火，也有人负责反击。不论是哪一个政党，都有口水战的参战人员。舆论重点偏移的责任，各位参战人员都得背负。
草木皆兵，炮火犁地
在“2027新课纲”这个课题之下，政治上的舆论还出现了一种“自动攻击”的现象。教育部发出一点消息，必定会有某些人站出来抨击一轮，仿佛某些客服设定的自动回复一样。
笔者对这次课题的关注，是从10月26日看到一篇报道开始的：雪州伊党主席办公室特别官员罗盛年表示改革不能以牺牲母语教育质量为代价。同一天，拿督陈德钦的激进言论也同样出现在报章上。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于隔天发布了校长拥有自主调整节数的权力，各方政治人物便开始抨击校长自主调整没保障。后来教育部政策U转，发文表示2027课纲会保持12节母语课，各方政治人物的抨击火力却没有因此而减少，反而继续盯上英文课时、15分钟的品格教育内容、《世界和我》课程的内容与双教师授课等等改革，2027新课纲似乎全都是问题，必须全盘推翻。
2027新课纲究竟该不该全盘推翻？笔者并不清楚。因为笔者并非教育圈子的资深、专业人士，并未获得新课纲的完整内容，所以不敢妄下判断。但笔者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判断，却觉得有些政治人物的言论是需要多思考一点的。
比如校长拥有自主调整课时的权力，也意味著华小校长有权利在保持10节马来文课的情况下，将华文课调整至12节以上，超越以往。更多的灵活可以带来更高的收益，但笔者并没有看到政治人物去谈论如何通过制度发挥自主权，而是第一秒就全盘否决了这种灵活性。
争取英文课时的论述也让笔者有所保留，因为国小的英文课之所以能大幅超越华小和泰小，就是因为华小和泰小需要保留大量的母语课，所以才不得已减少了英文课。若政治人物坚持要保留母语课，又想要增加英文课，那最终的结果就成了另一个教育界老生常谈的问题——小学生课业过于繁重。
为什么非得12节母语课？笔者在董教总陆续发表的内容，和国大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沙拉瓦南致函教育部的报道中得到了解答。尤其是董教总，作为教育组织，其陆续发布的内容都被各个政治人物大量使用。增加英文课的呼吁一样是董教总提出，但作为一个以独中为根基的组织，或许每周多出来的2到4节英文课，对他们来说还不至于到“繁重”的地步，所以董教总并未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或建议。
可各位政治人物作为全国人民的民意代表，目前为止依然只见某些人表态支持增加英文课，却没有任何人愿意针对课业变得繁重的问题提出任何意见和解决方法。是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是他们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是捍卫了母语？还是放弃了更好的未来？
截至截稿为止，教育部虽然发文告表示2027新课纲将恢复12节母语课，但并未有任何正式通令（SPI）公布。我们的民意代表也在继续为这件事进行监督和催促，例如前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便在在马华教育谘询委员会主办的2027年华小新课纲座谈与交流会上透过媒体向群众科普，媒体通告和具有法律效用的正式通令，有什么差别。
从政策监督的角度来看，政治人物提出质疑本来无可厚非。但当讨论偏离政策本身，迅速演变成政党之间的责任攻防时，原本应该理性讨论的教育改革，便逐渐成为政治角力的场域。
我们又怎么去保证，每一次争出来的结果都是捍卫了母语，而不是放弃了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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