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蒂是我公司聘用的钟点清洁女工，她来自印尼，身材瘦小，性格腼腆，但干起活来手脚勤快。
她每周来打扫一次，洗厕所、扫地、抹桌子、倒垃圾，大约3小时就能把活干完，一次收费100令吉。
其实，西蒂的正职是打扫街道垃圾，受聘于市议会的清洁公司。早上7点左右上班，一般中午前就能把所负责的区域打扫完毕，之后即可“自由活动”，利用下午的时段，在附近店家做兼职清洁工。
出于好奇，我找了个机会和她聊天，想知道她到底打几份工。结果一问之下，才知道她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中午过后轮流在几家公司打扫；傍晚5点到7点，就去某幼儿园洗刷课室；到了周末，再和朋友一同出门当钟点家庭女工。
我默默计算了一下，说：“哇！看来你每个月的收入至少有4500令吉？”
她有点难为情，笑著摇摇手：“没有没有，不是每个月都有啦。”言外之意，算是默认了。
一个没有高学历的印尼女工，靠自己勤奋劳作，每月所赚取收入居然比普通大学毕业生还高，也比一般蓝领工作者高；说明了只要肯努力，赚钱其实没那么困难。
后来，我与一位后辈聊及此事，得到的反应不是钦佩或羡慕，而是：“蛤？那她不是没有Work-Life Balance（劳逸平衡）？值得咩？”
我一听之下，顿时觉得自己落伍了。
显然，我这个大叔对金钱与劳逸的观念，与现代青年严重脱节。
我不由想起已故母亲，当年为了省下2毛钱的巴士费，每天起早摸黑赶路，到3公里外的树胶厂干劳力活。傍晚拖著一身疲累回到家，还要烧柴煮饭，缝补衣服。每逢周末，只要厂长开口，她必是第一个举手同意加班，因为礼拜天有双倍工资。
类似我们这样的贫苦华人家庭，在70年代十分常见。许多父母为了养活7、8个孩子，早出晚归，每周7日无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论是工厂、锡矿地、树胶园，还是建筑工地，都可以看到华裔劳工的背影，怎样的苦活脏活，不分男女都有人肯做。
我在中学时期，趁学校长假到工地打工，也目睹不少从事泥水工的华裔妇女，她们干起活来，完全不让须眉。
相比之下，打扫办公室或住家的清洁工，可说轻松许多。但放在今日，这类工作也成了3D行业（肮脏、困难、危险）。
求职态度
我上周谈到大马的外劳问题，就有咖啡店业者振振有词：给了高薪也没有本地人要做！
毋容置疑，餐饮业需要外劳，但理应只限于收洗碗碟、打扫卫生等工作。然而，放眼望去，本地许多华人咖啡店，除了柜台收钱的是华人，其馀的从点菜、捧餐到洗碗和掌厨，都清一色是外劳。
但同一时候，却有不少快餐店和南洋风茶餐室，如华阳咖啡、Zus Coffee等，能聘请到本地员工，包括华裔侍应生。据知，基层侍应生的月薪，平均介于1700令吉至2500令吉，比起一名合法外劳的实际费用，高不了多少。
那些“4000令吉也请不到人，就算请到，一碗云吞面20令吉，你吃得起吗？”的言论，如果能够成立，那华阳咖啡的鸡丝河粉，岂非要卖30令吉一碗？
上一代人找工，只要有钱赚，再苦再累也愿意。如今社会富裕了，年轻人找工，讲究的是“事少、钱多、离家近”，还要“福利多、假期多、自由多”。
这种求职态度不仅出现在华裔青年身上，也是广大马来群体的通病。相当比例的马来青年，为了逃避朝九晚五的工作，即使收入不稳，也要当个“自由自在”的外卖员或网约车司机。
有些求职者在应聘时，会直接问每周能有几天WFH（Work From Home，居家办公）？或者灵活上班时间（Flexi-hour）。如果没有，那他会选择另谋高就。
很多老板告诉我，这样的求职者见多了，自己内心也忒想WFH——Wong Fei Hong 黄飞鸿收档，关门不干了。
如果你以为这类求职者是“吃饱卖包”，那说明你也跟不上大马政府的步伐了。月前，内阁同意自8月1日起，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混合办公”，符合条件的公务员每周可居家办公2天，其馀3天才需要回到办公室上班。
眼看公务员那么“好命”，私人企业界的员工岂有不要求跟上的道理？
最多公假国家之一
不仅如此，有打工族呼吁大马向新加坡、日本、纽澳等看齐，容许员工选择“弹性工作时间”，包括“周休三日”。
我在澳洲工作的亲友，就是每周休息三日。但作为弥补，其馀四天的工时被延长，工作量也被压缩在内，可谓有得有失。
要知道，这些先进国不仅薪金比大马高出数倍，员工的素质与工作态度，也与他们的收入匹配。
至于大马，普遍上仍属于低收入社会；1700令吉的最低月薪，换算下来还不到新加坡普通清洁工基本工资的三分之一 。试问，我们有这样的条件要求弹性上班，甚至周休三日吗？
许多打工族天天喊钱不够用，但却希望工作轻松、假期多、压力少。政客们也习惯投其所好，动辄宣布特别假期——连赢得国内运动会冠军，也能大张旗鼓，成为雪州大臣宣布特假的理由。
这种临时宣布特假的操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已成了常态。国内企业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宣布打乱阵脚，不仅生产计划受影响，倘若要求员工照常上班，则必须多付双倍工资。政客为了讨好人民，却由雇主们承受代价。
大马已是全球最多公假的国家之一，政府非但不设法提高社会生产力，反而以各种理由让人民懈怠。如果整个国家都在好逸恶劳，我们不仅会无止境的停滞在低收入国，最终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外劳取代。
我们离先进国水平还十分遥远，却提前患上各种各样先进国的毛病——没有先进国的生产力，却希望复制先进国的消费水平、工作福利和生活方式。
追根究底，问题其实不是年轻人应否要求Work-Life Balance，而是当我们的生产力尚未达到先进国水平，我们有没有资格把先进国的工作福利照单全收？然后到退休时才发现自己钱不够用？
或许，有句网络金句特别值得大马人参考：别人优秀不可怕，可怕的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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