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际，中国所谓“先进”知识分子对儒教的极力抨击、解构、祛魅，或非毫无道理。毕竟千百年来，作为三教大传统之主干和主宰，儒教从思想观念到制度建构，都与既定体制紧紧绑定。于是若要推翻或改革体制，不从作为根底或骨架的儒教著手，拆卸或至少动摇其权威，恐怕难以充分实现。
实际上，与当时中国处境类似的是奥斯曼帝国，所以亦有力图把国家世俗化，包括最终废除已延续几百年的苏丹制度、哈里发制度、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凯末尔主义。无论如何，或因奥斯曼帝国的逐渐弱化、碎片化（所谓“欧洲病夫”），凯末尔主义未能普及帝国统治下的西亚穆斯林领地，反而在西方势力的浑水摸鱼之下，遭遇阿拉伯人的反世俗化重击。
坦白说，辛亥革命之后，实质上已作为中华帝国正统意识形态（所谓“道统”）至少上千年之“政教合一”的儒教，就正式垮台了（这自然亦属某种世俗化）。虽说民间尊崇儒教者实际上仍不少，以致后来康有为、严复、陈焕章等人主催以现代化的“改良版儒教”——孔教作为国教，的确还获得相当大的支持，但最终还是因知识阶层普遍反对和政治局面的持续动荡而不了了之。
由于从清末以来反儒教（甚至早在明代的思想界就有批评儒教的声音，如李贽）的论述一直挺牢固，尤其是改革派把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之阴暗面都归咎于儒教，所以这难免大大牵制了其作为合理、合法的文化大传统的地位。即便后来国民政府确有尝试有限度地肯定之、复兴之，如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但普遍上被认为是失败的。个中原因应包括当时的儒教只是被挪用为与极端反传统的左派势力做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
不管怎样，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如今的知识界对儒教已不是一股脑儿或一味地把其等同于思想、政治和伦理上的“专制主义”了。毕竟反思儒教的起点，尤其先秦儒家，实际上也有“进步”的一面，如提倡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理性主义、大同思想、济世精神、和谐理念、道德操守等。至于其后来与专制政治和伦理深度结合，诚有复杂的现实因素起作用，这实与前现代的基督宗教与封建教权及王权深度绑定，固化了贵族专制颇为相似。
换言之，儒教作为一套思想和信仰，其与国家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坦白说乃“互为因果”，即相互影响、规定也。儒教即能把其观念、价值、信念等灌输到制度里面，但同时也可能被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们利用来合理化、固化、美化其本身的主观认知、考量，乃至利益。毕竟人是有创造性、适应性的，在现实处境之下，任何思想、信仰都可能被权势者创意诠释、发挥，乃至挑拣、改装以契合具体需求。
于是，这意味著现代社会其实完全可以从现代的语境来重新解读和规定儒教，让其继续发挥思想和信仰，包括伦理及文化的功能。事实上，三教中的汉传佛教，早就被众多中国人和华人佛教徒“带领”著走向现代化了。道教显然也正在跟进。儒教的重整应该也得如佛、道教那样从民间一步一脚印地做起，而非期盼“圣王”的赏识和重用——这方符合“民主”原则和体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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