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控向德国泄露军事机密。他是犹太人。在那个反犹情绪高涨的年代，这个身份足以让许多人先定罪，后审判。
德雷福斯被判叛国罪，褫夺军衔，终身流放恶魔岛。后来，证据逐渐浮现，真正的泄密者另有其人。
问题来了。如果国家机器发现自己抓错人，会怎么办？承认错误？未必。有时候，机关最害怕的并非真相被埋葬，而是真相被发现。
因为一旦真相曝光，就有人必须回答：当初是谁调查的？谁批准起诉？谁隐瞒证据？谁明知可能抓错人，仍然让一个无辜者继续坐牢？
于是，一个错误需要另一个谎言掩盖；一个谎言，又需要更多权力保护。司法错误，最后变成了国家丑闻。
就在许多人选择沉默的时候，法国作家左拉站了出来。
1898年，他发表震惊法国的公开信——《我控诉！》
他公开点名，公开质问，公开挑战军方与政府。代价呢？左拉自己被控诽谤，被判有罪，最后流亡英国。
很多年后，人们记得的已经不是那些高官显贵的名字。人们记得德雷福斯。也记得左拉。
因为历史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坐在高墙里面的人，而是那个敢站在鸡蛋旁边的人。
村上春树后来有一句名言：
“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
为什么？因为高墙有权力、有资源、有武器、有律师、有公关机器。
鸡蛋有什么？可能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条命，一个名字，还有一些不肯放弃的人。
我因此想起赵明福。
2009年7月16日，一个30岁的年轻人走进雪兰莪反贪会办公室协助调查。第二天，他死了。
17年过去了。他的家人还在问。我们也还在问。
赵明福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一个活生生的人走进执法机构，最后却无法活著回家？
这些年来，有人说，不要再炒作了。有人说，案件这么多年了，应该放下。也有人认为，继续追问只是在攻击政府、攻击执法机关。
我却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死去的是你的儿子呢？如果是你的丈夫呢？如果是你的父亲呢？你会不会也希望有人继续问下去？
德雷福斯冤案告诉我们，国家机关犯错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一个制度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子，开始保护错误。
当维护机构声誉比寻找真相重要，当服从权威比追究责任重要，当提出问题的人反而成为麻烦制造者，司法公义就危险了。
所以，一个社会需要左拉。
需要记者，需要律师，需要公民社会，也需要那些明知道会被攻击，仍然不肯闭嘴的人。
圣经《箴言》31章8至9节说：
“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辨屈。”
这句话很重。
因为为弱者开口，从来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先知面对君王，也不是为了喝茶聊天。当权力犯错，有人必须说话。
当制度失灵，有人必须敲门。
当所有人都叫你忘记，有人必须继续记得。
德雷福斯等了12年，终于等到平反。赵明福已经等了17年。我不知道这条路还要走多久。
但我知道一件事。只要高墙还在那里，鸡蛋就需要有人站在旁边。如果有一天，连我们都不再追问，那么真正胜利的，不是真相。而是遗忘。
我是麻辣大状周本兴。在高墙与鸡蛋之间，我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
笔于赵明福17周年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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