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传统猪农n代人深陷的困局，不是单一的原因促成；而是至少有五大环环相扣的领域：一、地契期限；二、养猪准证；三、投资意愿；四、排污处理；五、政治喧嚣。
目前知悉的一个演绎情景是：有的时候，政党领袖没事找事，地契期限短暂，养猪准证（随时）可能收回，因而影响了猪农的投资意愿，排污之处理往往也就顺理成章搁置一旁了。
设身处地为猪农想，这一道计算合理不过。说到底竟，任何生意，皆需算计融资的成本和回收。一本万利，纵然杀头，也有人抢著做。反之，风险隐约可见，谁会乐于投钱？
但是，源头的根本缘由，不得大家重视。相反的是，我们习惯诉诸政治的人脉管道，应对技术和专业的考量。唯经历政权替换之后，在野党转化执政党；从执政党转成在野党的阵线，身份尴尬，不成气候，无力抗争。
认识这些，自可明白，二师兄污染环境之说，要是得以治理，结果自然大不一样。毕竟，国外经验足以佐证。否则，遵照同一法则，不但畜养牛羊，必须禁止；油棕厂和稀土厂，亦得遵令停工，还我一片净土。
事实上，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如果稀土厂和油棕厂得以永续运作，何以养猪场不能如常继续？
何况，想当年陈祖排博士身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期间，半岛城市及乡村规划局早有一套列号3/97的指南（Garis Panduan Perancangan Perusahaan Ternakan Khinzir），钜细靡遗地指引养猪场的设计底线。
规划局总监再奴丁莫哈末在指南序言乃说：内阁同意……各州政府需要鉴定集中养猪场和下游设施之建设。（Jemaah Menteri telah bersetujui supaya ……Kerajaan Negeri perlu mengenalpasti kawasan pemusatan ladang-ladang khinzir termasuk segala aktiviti yang berkaitan dengan perusahaan khinzir seperti sistem pangolin sisa, pejabat veterinar, rumah sembelih dan pusat pemprosesan.)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胥视于宪法赋予的权益、国家政策的方向和定位。怎么说，猪肉确有一定的市场。倘若我们养猪得法，供应超逾本土的总体内需，也许以后还能出国海外，从中赚取丰厚外汇。
看到这里，当知养猪场的困局，不是在污染。政府的责任，在于如何鼓励猪农坚守岗位，而不是不断试图终结他们的生计。要是农粮部副部长陈泓缣和各州行政议员连这一点，都看不明白，赶紧第一时间引咎辞职让贤，何必搞到全部人没官做。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