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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可用一穷二白来形容。随后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正式驱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90年代珠三角(珠江三角洲)，公元2000年的长三角(长江三角洲)乃沿海地区招商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标竿，各地地方政府纷纷仿效进行典范移转，全国各地冒出大大小小的开发区。大部分地方是将原有的农田变更土地用途，江苏省的吴江县同里镇即是一个例子。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方面，不难发现地方政府的开源主要来自卖地搞开发区、借助房地产开发商带动建筑产业链。原本私人企业的投资获益带来的税收才是改善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只可惜没抑制游资流向房地产，因而埋伏了今天的经济危机。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很大一部份是来自中央政府推动高铁、机场等基础建设的政府支出。政府的钱来自哪里?如果透过举债来做建设，倘若建设完毕后的使用率与回酬率未能达预期，利上加利欠下的债坑要如何去填?
过去企业的税收很大一部份来自制造业所做贡献，尤其美国近30年来消费增长拉动中国的出口贸易带来的贡献。然而，30年来年年成长的好景抵不过美国提高关税的两击重拳，产能“过剩”的危机暴露后，接下来就掀起裁员潮，民间消费随即断崖式的下滑。
回溯过去，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应对地方政府过度仰赖卖地给开发商来获取收入的潜在危机，这是中国政府最大的疏失之处。如何去转化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已是房地产暴雷后另一个棘手的问题。虽然说出口贸易萎缩可由推动内需来扩大民间消费，但房地产暴雷、美国提高关税冲击出口的制造业，失业率激增降低了民间的可支配收得，导致消费能力与意愿剧降，民间消费填补不了出口萎缩留下的缺口。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暂时吸纳了部份高学历的就业人口。随著外资的撤离、代工产业的出走，中国需要的是大量全新的产业来带动经济，唯有如此才能吸收劳动市场的“人力”剩馀。这是中国政府当前最严峻的挑战。
现阶段是中国经济的低谷期，要避免国内经济的死循环，避开与美国正面周旋，在国际上找到盟友伸出援手，吸收中国的产能剩馀，创造新的循环，才能堵上制造业的缺口，由出口贸易来拖动GDP的成长才有望摆脱经济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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