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的司法实践里，NFA（No Further Action，无进一步行动)早已不是一个中性的程序用语，而是一种带有“政治重量”的结局。
问题从来不只是“有没有证据”，而是——证据落在谁身上。
赵明福案，是NFA的“轻”。
阿末扎希案，是NFA的“重”。
两者重量不同，但结局一致：沉默。
赵明福之死，并非没有司法结论。从验尸庭的裁定，皇家调查委员会一直到上诉庭，一路走来，到最后确认反贪会存在严重不当行为，甚至点名制度性失职和赵明福被一人或多人反贪人员致死之判决。
然而，十多年过去，没有任何人被提控。总检察署，给出的答案，始终是那三个字：NFA。我们被告知：“证据不足”。
如今，在阿末扎希案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更耐人寻味的NFA。案件审了四年，控方完成举证，高庭正式裁定表面证据成立，被告依法须自辩。
换句话说，这一次，不是“证据不足”，而是证据已经通过司法门槛。
但结果呢？
同样是——NFA。
这就形成一个极不舒服的对照：
赵明福案，被批评为“证据不够”，所以不起诉；阿末扎希案，证据“已经够了”，却同样不起诉。
于是问题来了：
那到底什么才算“够”？
如果连高庭确认成立的表面证据 (Prima facie case) ，都可以被一句“案件不宜继续”轻轻放下，那公众自然有理由怀疑：司法裁定是否已沦为可被总检察署决定覆盖的“参考意见”？
更危险的是，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重塑社会对法律的理解。过去，人们担心的是“法庭会不会不公平”；现在，人们开始担心的是——法庭即使公正，也未必算数。
这正是NFA最具破坏力的地方。它不宣判无罪，却让案件终结；只需要交代“自相矛盾”的理由，却能彻底降温。连自己的网页也封锁了留言的功能。
它不像判决书那样需要理由，也不像上诉那样接受审视，只要发一张文稿 官宣却能决定一宗案件的生死。
赵明福案的NFA，让人民对“追责”失望；阿末扎希案的NFA，则让人民对“法庭”失望。
前者是正义未到，后者是正义被绕过。
政治干预讯号？
总检察署当然可以反复强调其宪法裁量权，但在一个法治社会，真正维系制度的，从来不是权力本身，而是解释权力的责任。尤其当案件涉及死亡、涉及权贵、涉及已完成的审讯时后的表面罪成，它NFA本身，是不是一种政治干预的讯号？
当NFA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最受关注的案件中，人民最终会学会一件事：
不是所有案件都会走到判决，也不是所有证据都会等来答案。
而这，才是比任何一宗个案更危险的现实。
法治如果只在普通人身上显灵，却在关键时刻对一些权贵选择沉默，那么它已失去说服任何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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