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当前中国的经济？近年来，众人皆知中国经济已陷入通货紧缩阶段，失业率高居不下，内需不振，大量农民工返乡滞乡不再回到城市谋生，工资不但停滞，甚至有减薪的趋势；可吊诡的是，2025年外需却异常强劲，尽管受到美国的贸易与关税打击，中国出口不但未减反而创下12兆美元贸易盈馀的历史新高；如何解读这个悖论？
当然，中国经济这个内冷外热的吊诡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一贯以来中国便是个内需相对不振的重商主义国家。长期以来，中国的内需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54％（居民消费占约40％，政府消费占约14％）。比较而言，这是个相对偏低的占比。
通常情况下，从支出面的角度看，发达国家、新兴市场与落后国家的经济多以内部消费为主导增长的动力，如发达国消费通常占到约70％以上；美国甚至高达80％之高。而印度也高占约70％（其中居民消费占60％，公共消费占约10％）。印尼也大略相同，不论是发达国或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基本上皆是内需驱动或消费驱动型经济。
只是凡事也有例外，多数东亚国家在特定时期，也是低内需高外需的国家，只是随著发展阶段的变化，也会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如日本、韩国、台湾的个别占比是75％、65％与66％。只是新加坡则是个例外。
一贯以来，新加坡的消费只占GDP的约49％，其中居民消费占约38％，公共消费占约11％之低。这是因为新加坡是个富有生存危机意识的国家，政府强制人民储蓄，如中央公积金制度，然后用这些强制储蓄搞公共投资与公共事业，如大建组屋，以致有约80％的新加坡人拥有自居屋。新加坡人有高度的生存危机意识是可以理解，毕竟，这是一个资源不足，甚至连淡水也要从大马输入的自然资源贫乏国。若不存钱，难免缺乏安全感。
中国的情况则是，这是一个受到富强思想驱动的大国。这200年来，中国备受外压，曾沦为半殖民地，也曾经历了多次丧权辱国的耻辱。这个国家自1860年以来便有搞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的富强意识，深知弱国无外交之痛。在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意识观念驱动下，便把富强视为国家现代化首要任务。为此，就牺牲了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个人享受等。
这是种大我先于小我的义务本位思想。即便是共产党也受这种富强思想的驱动。据此，国富民强的国家主义便成了执政的第一要务。其后果之一便是，政权的正当性（权力的来源）不是西方式的选举民主，而是政绩正当性。只要拿出政绩，把国家富强起来，便可合法正当地执政。这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品。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富国强民意识依然因来自美国的威胁与压力而被强化。
即然富强是首要任务，公共政策自然也要重心放在富强上，特别是在受到来自西方的贸易、技术、资本与地缘政治封销与围堵的情况下，更是偏重尽速把国家富强起来。据此，内需不振便有了常态。当房地产崩盘后，居民财富大幅缩水，不少人的资产负债表出现衰退现象，甚至从资足抵债变成资不抵债。当然就更不愿或无能力大力消费，无消费便无增长，经济动不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想到以出口、出口多元化和出口升级来突围。其结果之一便是西方发动了去中国化与多元化供应来源，甚至封锁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做法，便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自力更生，力争科技自主创新求存的努力。
伸言之，在房地产破灭与外国围堵的压力下，中国把资源从房地产转向高科技产业，力图进一步完善与升级其产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如电动车、再生能源、生物科技、医药、医疗设备等，以便能自力自足，不需要靠外资。这样追求自力自足的动力也使中国产业出现快速升级换代与出口升级的趋势，甚至使西方发达国深感受到威胁，要求中国消除产能过剩与补贴。
基本上，发达国希望中国进一步刺激内需而非外需，而要刺激内需，提振内需便需要让人民有更多可支配收入。这就涉及了收入与财富分配及强化社会福利保障的公共政策。
只是由于中国的领导人具有强烈的富强思想，要求人人有大我的思想意识，这就使得中国的公共政策依然一如往昔地著重投资与出口多元与出口升级，把更多资源从消费转向投资或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的增长型消费。
这种意图也清楚见之于中国制造2025或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在这种富强思想的驱动下，内需不振便成了旧态依然。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制造也转变为中国“智”造，而中国智造的后果之一便是失业率高居不下。
中国最近每年有1000多万人从大学毕业，可高端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创新等与生产互补的服务业）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外加上制造业智能化与自动化，甚至连服务业也用机器人，自然也减少了用人的需求。
伸言之，新质生产力与先进制造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失业而不能充分解决就业问题。即然失业率高居不下，人民自然得节衣缩食以备用，其后果当然是内需持续不振。内需不振又要推动增长自然会把目光转向出口（外需）。问题是，中国是全球第两大经济体，一味靠外需驱动增长也会引起国外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便只能提出内循环与外循环互补的双循环政策。只是，在实际情况中，恐怕依然是更重视外循环。毕竟许多东亚国家多是外向型经济，过度依赖国际贸易来维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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