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笔者家中长辈接获通知，新一季的保费涨幅高达65%，逼近1500令吉。尽管保险业务员解释，这是年龄区间与整体保费上调所致，但如此剧烈的涨幅，仍足以让普通家庭措手不及。
当保费持续上涨，民众有两条路径能选择。第一，是继续承担不断上升的保费，以在紧急时刻能够获得较快速、稳定的医疗服务。第二，则是选择断保，转而依赖政府医院等公共医疗体系，以较低成本换取基本保障，但必须承担候诊时间长、资源紧张等问题。
然而，这种困境，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改变。今年一月，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阿米尔韩沙指出，政府计划推出“基础医疗与健康保险计划”（MHIT），为民众提供更可负担的保险选择。尽管相关细节尚未公布，但可以预期，其定价应低于现有私人保险。
问题在于，这是否真能解决根本问题？
首先，即便保费降低，若缺乏对医疗机构收费的有效监管，医疗费用仍可能持续上涨，对保险公司造成压力，影响相关计划的持续性。
其次，根据目前披露的讯息，MHIT仍延续私人保险的基本逻辑，即以年龄作为主要定价依据。换言之，年纪越大、保费越高。然而，年长者往往也可能是较为弱势的群体，制度设计上仍存在明显的不公平。
更关键的是，这类保险仍属于“自付模式”（Out of Pocket Model），即政府不强制投保，仅提供标准化产品，由民众自行决定是否参与。这种模式的本质，仍然将医疗视为一种个人选择，而非基本权利。
近年来，关于医疗是否属于人权的讨论逐渐升温。从马来西亚的经验来看，公共医疗体系以低廉价格提供服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医疗作为福利”的理念。然而，其代价是资源紧张与效率问题。相对而言，私人医疗与保险体系则强调市场机制与个人承担，但却加剧了不平等。
在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一条值得认真思考的中间道路，也就是单一支付者模式（Single Payer System）。
在这种模式下，医疗服务仍可由公私机构提供，以维持效率与多样性，但资金来源则由政府统一筹措，通过税收或强制性保险机制，让全民共同分担风险。典型例子，便是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
台湾的全民健保要求所有居民投保，并根据所得水平缴纳保费。基本医疗服务由健保覆盖，民众在就医时仅需支付部分费用。若有更高的需求，则可透过自费或额外商业保险补足。这种制度设计，在保障基本医疗权利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选择空间。
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贫困与医疗需求高度重叠的问题，使弱势群体不至于因无力承担保费而被排除在有效率的医疗体系之外。
如何防止资源滥用？
当然，单一支付者模式并非没有挑战。如何防止资源滥用、如何控制医疗成本，始终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然而，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现有的公共医疗与私人保险体系中，并非单一制度所独有。
相比之下，单一支付者模式至少在公平性与风险共担上提供了更好的解方。
当保费不断上涨，我们或许不应只是在继续缴费与放弃保障之间徘徊，而应借此契机，重新思考一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分配医疗资源？医疗，究竟是商品，还是权利？
这个问题，不只是经济选择，更是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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