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听到最新鲜的感谢单位竟然是政府所给予的支持与鼓励。“电影就是台湾的文化”，这句话说得一点也没错。众所周知，台湾政府积极提供电影工业辅助金，在审批申请影片后会补贴一定金额。而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发展基金）也早已在1999年成立，以支持有利香港电影业长远发展的项目。
受访者建议我国政府最好效法台湾或香港设立辅助金辅助单位，避免电影工作者为了找投资方而四出“扑水”，进而将本地电影商品化。
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在2005年6月23日制定，凡是“强制上映”的电影，皆可在最大的放映厅连续上映2周。不过，若观众数量在放映4天后少过30%，就可以获准换去较小的放映厅，若影片在继续放映3天后仍少过15%，有关院线就有权抽起这部影片。
而且经由“强制上映制度”公映的国产影片，可根据其票房收入获得国家电影发展局的“故事片公映奖励金”（Insentif Tayangan Filem Cereka）。
私立学院影像系讲师张吉安说，“强制”这字眼就有贬义之嫌，强制上映就是对电影的过度保护，这将形成一种枴杖文化。“我觉得贺岁档期有多少并不重要，最重要是有素质。政府若真要帮助本地电影，应去保护并给予辅助。”
他说，香港与台湾针对本地电影的辅助制度，可供我国参照，其中电影的辅助金还分为电影辅助与纪录片辅助。
张吉安说，除了申请基金拍片，甚至有特别单位协助制作单位在拍摄技术上的提升。香港的国际电影协会一整年都在策划活动，让本地导演有机会接触外国的导演，两地文化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这也是对影视工作者的充实。
他认为，现今有很多年轻人出来拍电影，但是现实是电影感与技术不成熟，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一般上应该是拍了好作品才去上映，但是现今的情况是，大家都没有规划好电影的情节就开始决定排期上映，如同连幼儿园都没毕业就要想大学的事一样。”
海外合作无不妥
“如果说我们为了保护本地电影而采用强制上映去鼓励，这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应鼓励素质很烂本地电影强制上映。”
对此，嘉逸娱乐制作公司行政总裁袁再显说，是否国产片并不重要，制作班底是否本土化也不是影片的关键。“是否判断是国产片主要是看投资方是谁，投资方可选择哪国的导演或演员，并不需执著于全部都是本地人才是本地电影。”
他指出，中国的国产大片也是集合了世界各地的海外或国内华人精英共同制作与拍摄，并无不妥。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作品，一些角色或拍摄班底若找不到好或合适的人，到国外找也是人之常情，目标还是制作一部好的电影。
他认为，《老师嫁老大》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马新两地的票房超过1000万，如果不是两地合作，本地电影的发展与盛行又如何推进？
电影叫座 制作公司未必赚钱
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副秘书赖昌铭表示，目前本地电影的产量没有办法控制，主因是因为投资方都认定本地电影是有利可图的市场。可惜的是，目前本地制作公司大多数都面临入不敷出的财务情况。
本地贺岁电影《阿炳心想事成》以755万9830令吉26仙，刷新大马中文票房纪录，荣登2012年马新中文电影票房排行榜冠军。针对此排名的例子，他表示，上榜的马新电影有很好的票房，未必部部都有利润。
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在去年成立，其主要宗旨是促进本地中文电影和电视业的发展。
该协会的目标除了在10年内把本地中文电影的年产量提高至30部，亦希望在这段期间内的中文电影出口量可超过10部，同时向政府争取废除20％娱乐税之余，还会向政府争取援助金，以推动本地中文影视业发展。
过分保护电影反效果
袁再显认为，强制上映制度的讨论，应追求更多电影业者的意见，集思广益。这个制度有其积极作用，能帮到电影投资方免税。但在一些较热门的档期则形成限制，所有有关方面还需更多的电影业者代表参与其中，一起讨论与修正。
“我国不需太过保护本地电影，素质好自然不担心，尽量不要干预电影市场自由运行，否则将引来观众反感。”
知名本地电影导演何宇恒表示，未来本地电影相信在强制上映政策的奖掖与优惠下，出产量应会更多，但出产量始终不等于质量。对于未来本地电影的发展，我依然持有乐观的态度去看待。
中国政府有个非正式的“国产电影保护月”，是利用行政权力来为本土的电影企业谋取优势的行为，它在一段时间内屏蔽进口大片的引进和上映，为国产片打开了一顶保护伞。其中中国广电总局规定，在《十面埋伏》上映期间，不得上映其他进口大片，最终令《十》片创造了1.6亿的票房佳绩。
对于类似的保护措施，他认为始终认为保护伞未必能够保护非常不堪的本地电影。《十面埋伏》的成功不是单靠这措施而已，电影除了技术上的创意，背后还有许多成功的宣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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