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州選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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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在马六甲州选竞选集会上的言论简直是神来之语,彻底打通了大历史的脉络!在马六甲州选的现实政治语境下,哈迪阿旺发表“最糟糕的穆斯林领袖也不比非穆斯林领袖残暴”的言论,其核心驱动力是极度务实的,为了选票及动员。可是,他的言论却无巧不成书地点破了大历史演化生物学中赤裸裸的事实。

如果我们剥离掉一切现代道德滤镜和政治正确的约束,从数十亿年的生物演化尺度来看,哈迪阿旺的这句话确实在无意中触碰到了生物演化史上最赤裸的底层代码 : 简单、封闭、单细胞式的“同类”确实具有最高的生存稳定性(高存在度),因此不那么残暴;反之,复杂、开放、异质化的“非同类”有著最低的个体生存稳定性(高脆弱性),因此比较残暴。看到这里,你也先别急,且听我娓娓道来个中缘由。 

单细胞式的“同类”统治者之所以显得“不那么残暴”,往往不是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与能量获取能力少,代偿度太低,稳定性非常高,所以想残暴也力不从心;而多细胞式的“非同类”国家机器,组织能力与能量获取能力多,代偿度非常高,稳定性非常低,所以就算想仁慈也无济于事,其释放出来的残暴将是灾难级的。

在一个高度精密的“多细胞”现代国家中,中央权力掌握著货币发行、产业规划、算法监控与庞大官僚体系。哪怕决策者初衷是“为了人民好”(仁慈),一旦政策设计出现微小的系统性偏差,经过庞大行政机器的层层放大,就会瞬间演变成波及数千万人的经济危机、饥荒或社会瘫痪。既然单细胞这么“好”,生命为什么还要演化出多细胞呢?

“单细胞政治模式”的原始生命力

当海洋里的单细胞生物多到把所有阳光和无机盐都瓜分殆尽时,单纯靠“简单稳定”已经无法获取新的生存资源了。少数单细胞选择抱团合作、细胞分化,演化成多细胞生物,去开拓庞大的体型、主动捕食的能力,并最终爬上陆地、飞向天空。但绝大多数单细胞并没有抱团,而是把单细胞的简单结构发挥到极致,钻进了多细胞生物根本无法生存的“微生态位”,比如深海数千米的火山热泉、几公里深的地下岩石缝隙、强酸强碱盐湖,甚至是直接寄生在多细胞生物的体内。

现代多元社会就像一片广阔的汪洋大海,跨国资本、高科技产业与世俗法治构成了庞大的“多细胞主流生态”,但在这个主流之外,依然存在著大量适合“单细胞政治模式”生存的特定生态位。这确实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像哈迪这样坚持传统宗教与身份政治的保守派政治家,不仅没有被时代淘汰,反而拥有极强的原始生命力。

现代工业与数码经济虽然创造了巨大财富,但也带来了剧烈的贫富差距与文化冲击。在农村地区、传统社区以及未能充分享受现代化红利的群体中,世俗精英的宏大叙事往往显得遥远而冰冷。保守派政治家将精力极致聚焦于这一“微生态位”。他们用最熟悉的宗教语言和族群认同,为感到焦虑的群体提供确定性与精神归属感,这是现代世俗政党很难渗透的领域。解释复杂的经济转型、税制改革或宪政分权,需要极高的教育门槛与沟通成本。

相比之下,“保护自己人”或“捍卫信仰纯洁性”的口号就像单细胞生物的几何级分裂一样简单直接,几乎不需要任何理解成本。依靠单一身份认同凝聚起来的选民,其忠诚度极高。无论经济数据如何波动,只要身份危机感依然存在,这类政治家就能以极低的维护成本稳住基本盘。

正如单细胞细菌可以生活在多细胞生物温暖安全的体内一样,现代保守派政治家同样高度依赖现代化的“多细胞基础设施”。他们通过现代民主选举制度获取合法权力,利用社交媒体进行高速传播,并依靠现代国家的财政与行政体系来推行自身议程。他们不需要亲自去构建一套复杂的现代金融或科技体系。只要在现有的现代国家框架内赢得特定选区的选票,就能合法分享国家机器的资源与权力。

单细胞模式的“同类”

一个单细胞的噬菌体或变形虫,哪怕本性再“贪婪”,一次也只能吞噬几个微小的目标。因为它没有神经系统去统筹全局,没有骨骼肌肉去跨越山海,它的破坏永远是局部的、低效的。多细胞生物通过高度分工(眼睛负责侦察、大脑负责算计、利爪负责撕咬),聚集了数以亿计细胞的能量。狮子、鲨鱼乃至人类之所以比细菌更“残暴”,本质是因为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赋予了它们庞大的能量调动能力。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地理隔绝的自然经济与部落时代,就有如缺乏现代官僚与监控体系的“小国寡民”时代(单细胞部落)。一个昏君或暴君哪怕想作恶,受限于交通、通讯和税收能力,其残暴的辐射范围和持续时间也非常有限,就是所谓的“天高皇帝远”。在生产力低下(对应高存在度状态),人类面临的主要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威胁,社会的内部结构也极其简单。

此时,维系群体生存的首要条件是“低摩擦的绝对团结”。哪怕首领平庸甚至糟糕,只要他属于同一个血缘或单一信仰闭环,就能以最低的沟通成本把人群凝聚在一起,抵御外敌与天灾。在这种环境下的“单细胞模式”,在不需要复杂的制度代偿下,也能稳健存续;强行引入“多细胞模式“ 的复杂规则,反而会因为系统负荷过重而崩溃。

多细胞模式的“非同类”

然而,随著人类进入现代工业、商业与信息社会,我们早已脱离了原始自然界,进入了一个由密集人口、跨国供应链、金融契约和现代科技构筑的“高密度人造界”。在这个高度复杂的人造系统里,任何单一群体都无法靠自给自足活下去。生存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血缘或信仰的“纯洁性”,而是整合异质资源与复杂系统的治理能力。此时,驾驭多元社会、遵循现代法治与专业分工的“多细胞模式”成为了我们唯一的生存出路。

“多细胞模式”不是最好的道路,因为每一个新演化出来的生存结构,都是为了解决上一代危机而吞下的“慢性毒药”。在一个尊重多元与法治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每个人都必须克制自己的部落本能,忍受繁琐的程序、漫长的博弈与冷冰冰的理性价值观或政治正确约束。我们无法像古代原始宗教或血缘部落那样,给人提供那种狂热、无条件、充满温情与神圣感的精神包裹感。现代人的普遍孤独与意义危机,正是这条道路的直接“慢性毒药”。

“乌玛”及民族国家

如果顺著我们前面建立的“单细胞vs.多细胞” 的演化脉络来剖析,伊斯兰文明的“乌玛”(Ummah),即全球穆斯林共同体,其实也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成功的 “多细胞模式”,它也是最具制度张力的“想像的共同体”之一。“乌玛”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它打破了血缘部落“单细胞模式”的局限。

在远古时代,中东、北非与中亚的地理破碎,沙漠与绿洲之间的交错,都让商队穿越数千公里进行跨国贸易时,面临劫掠与违约的巨大风险。一套严格、统一且带有神圣威慑力的宗教律法,成了跨越不同部落和王国界限的唯一信任保障。商人们因为敬畏同一个真主、遵循同一套教法,才敢把巨额财富托付给远方的陌生人。在古代,这套严格的教条不是束缚,而是降低跨地域商业交易成本的超级武器。

这个诞生于中东沙漠与绿洲之间的超级武器-“乌玛”,先是解决了欧亚大陆腹地陆上长途贸易的陌生人信任难题;随后在阿拔斯王朝的商业黄金时代,这套制度顺著波斯湾出海,在东南亚完美解决了更遥远、更高风险的印度洋跨海香料贸易信任难题,最终催生了前现代世界上最庞大的跨国商业网络。 

然而,当迈入现代工业革命后,它跟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新型的“多细胞模式”产生剧烈排异。无论是古代的“乌玛”(神圣共同体),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世俗共同体),本质上两者都是人类为了把数千万陌生人粘合在一起而发明的“终极精神代偿工具”:国旗对应阿拉(Allah)的阿拉伯语书法体,国歌对应朗诵《古兰经》,宪法对应《古兰经》本身,为国捐躯对应殉道。

不同的是,传统“乌玛”理念是先建立宗教信仰,再划定跨国界的精神秩序,而民族国家则是先划定领土国界,才在国界内建立国家信仰的世俗契约。也就是说, “乌玛”在信仰上排他而在国界上不排他,民族国家在信仰上不排他而在国界上排他。只要你接受同一套终极信仰与律法,无论你皮肤什么颜色、说哪种语言、身处地球哪一个角落,你都是“乌玛”的内部成员;而现代国家用的却是另外一套:严密的国境线、护照、海关和主权法律,把地球切割成一个个的“领土容器”,然后属于“领土容器”的人,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信仰、族群,只要你尊崇国家信仰的世俗契约,你就是国民。

当人类历史从“前现代帝国商路时代”迈入“现代领土主权时代”时,这两种不同的“多细胞模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结构性碰撞。“乌玛”靠“统一灵魂、打通地理” 来建立秩序;民族国家则靠“划定地理、解放灵魂”来实现共生。理解了这两套评价体系的根本不同,也就看懂了当今多元社会中绝大多数身份政治冲突的底层密码。

民主:精神上的“残暴”

当大马政坛还在为“最糟糕的穆斯林领袖也不比非穆斯林残暴”这一言论争论不休时,若我们能敞开心胸、海纳百川,将自身置放于大历史的坐标系下而审视它的缘由,便会发现这场争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演进错位的绝佳样本。

王东岳在《物演通论》卷三(社会卷)第一百六十七章中就提出了人类社会的政治体系正在进行一场从“柔和化”的态势转化到惊心动魄、“残酷化”的动势,也就是说社会政治势必从古代人施加于肉体上的“残暴”转化为现代人施加于精神上的“残暴”。人类为了在无法使用武力的前提下继续争夺生存资源与主导权,已把政治博弈升级为非暴力的、符号化的“柔和代偿模式”–民主。 

哈迪阿旺发表极端排他性言论以刺激选民投票,本质上正是因为“刀兵相见”已不可行,政治人物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宗教意识形态与选票动员来进行零和博弈。越是不能打仗,话语上的身份动员就越需要激烈。他的言论,本质上是传统宗教政治结构在面对现代多元社会冲击时,为了维持内部凝聚力而采取的一种低级防御性代偿,它恰恰印证了肉体上的“残暴”已不再是选项的现实。

哈迪阿旺式的身份政治言论虽然在当下能收割选票,但从长远演化来看,它属于滞后于社会结构演进的“刚硬代偿方式”。随著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跨族群经济依存度进一步加深,任何试图割裂社会整体结构、制造内部排斥的政治话语,其“社会化效益”最终也会像肉体上的“残暴”结构 一样逐步丧失它的动势,直至被更包容、更精密的现代精神上的“残暴”结构所取而代之。

用大历史的终极标尺来衡量,哈迪阿旺的这句言论的“不合时宜”不仅仅在于他跳脱了民族国家信仰下所确立的大马宪法框架,而更归因于他完全误判了人类文明所处的生存维度。当人类进入国界上排他的“现代领土主权时代”后,这种建立在信仰上排他的“前现代帝国商路时代”已不再是人类文明的保护伞,反而成了撕裂大马这片国界上大型协作网络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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