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日前在玛拉工艺大学出席校友交流会时，对国内部分企业“录得高利润却支付低薪资”的现象表达强烈不满，并透露将在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时，公布更严厉的举措来促使私人界调高员工薪水。此话一出，立刻在人民与企业界激起广泛讨论。
打工族面对生活成本高涨的无助，人同此心；提高人民收入的宏观方向，也绝对正确。然而，治理国家与推动经济必须回归现实。在政府准备施加政策压力之前，必须看清大马经济生态的真实面貌：在极少数赚取暴利的巨头大鳄，与广大小本经营的中小企业（SME）之间，存在著巨大的温差。
很多时候，人们容易陷入一种理想主义的误区，以为只要政府下一道行政命令施压，人民财富就能凭空增加。但经济规律从来不是靠口号就能扭转的。最刺眼的例子莫过于当年的委内瑞拉，政府连续多次以行政命令翻倍调薪，结果在缺乏生产力和实体经济支撑下，换来的却是可怕的恶性通胀，薪水就算调高了三倍，出门却连一公斤肉都买不起，钞票甚至贬值到要用秤来称。没有生产力作为后盾的加薪，最终只会演变成商家倒闭与物价暴涨的恶性循环。
不可否认，赚取数亿甚至数十亿令吉却压低薪酬的大型企业确实存在，但占我国企业总数逾九成的本地中小企业，绝不在此列。在原物料、物流、能源与租金连环上涨的当下，中小企业面对的是全方位的成本夹击。
正如我的硕士论文数据以及华商与人民近期频繁反映的心声，企业目前承受的现金流压力极为沉重。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在聘用员工时除了基本薪资，还必须承担外劳人头税、合规住宿、社保及公积金等重重固定开销。底薪一旦被强行推高，加班费基数与法定缴费也会连带暴涨。在企业利润已经薄如刀片的临界点上，若政府在缺乏缓冲配套下一味施压，极可能成为压垮本土商家的沉重负担；一旦引发结业与裁员，受害最深的依然是基层打工族。
更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企业无法自行吸收暴涨的成本，唯一的生路就是把成本转嫁到终端市场。最终薪水或许微调了一点，但市面上的餐饮与日用品涨得更凶，人民实际的购买力反被通胀彻底吞噬。
因此，与其一味向企业施加调薪压力，政府在来临的财案中，更应务实地为商家“行政减负”，大刀阔斧精简各部门冗长重复的审批程序；同时把资源精准投向协助中小企进行自动化与技术升级。
说到底，薪资单上的数字只是手段，市面物价平稳低廉、社会上人人有工开，才是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最根本的终极目标。
要彻底告别低薪泥淖，靠的绝不是行政施压，而是国家产业的真正跃升。政府应当集中全力培育本土精英、深耕高端技术研发，重塑如同“东方硅谷”般闻名世界的科技竞争力。唯有把经济蛋糕的含金量做大，让企业赚取全球高附加值的利润，大马的薪资增长才能水到渠成，迎来真正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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