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四月，有一所学校邀请我主讲一场关于“网络霸凌”的法律讲座。
主题不复杂——如何面对言语的刀、键盘的枪，以及制度的冷漠。
结果，讲座没开成。理由很简单，也很熟悉：教育局不批准，因为我“没有相关文凭”搪塞过去 。
听到这里，跟我联络的校长沉默失语无感和无解。
我笑了。不是开心，是那种律师在法庭上听到荒谬论点时的职业性微笑。
也有些许愤怒，不过还是遏制下来。
我毕业于马来亚大学法律系，执业超过25年，处理过无数涉及名誉、诽谤与网络攻击的案件。
过去这些年，我在各大学、中学、营利机构，非营利机构主讲超过300场法律讲座。如果这些都不算“相关”，那我很想知道——什么才算？
一张纸？一枚印章？还是某个部门的点头？
问题其实不在文凭，而在标准。
法律上，讲座分享并不是受规管的专业行为。我知道，我不是在法庭代表当事人，而是在传播知识、分享经验、提醒风险。
既然如此，“必须具备某某文凭”这项要求，从何而来？有没有明文规定？有没有一致标准？还是今天用这个理由，明天换另一个说法？
如果标准不存在，那就不是审核，而是筛选；如果筛选没有原则，那就不是管理，而是随意。
更讽刺的是，这场被否决的讲座，主题正是“网络霸凌”。
我们原本要讨论的，是如何面对不理性的攻击、如何在权力与言论之间寻找边界。结果，讲座本身，我先遭遇了一次制度式的“否决”。
这像极了现实中的许多案件——不是问题无法讨论，而是有人不希望你讨论。
有人会说，教育单位谨慎一点，没有错。的确，谨慎本身不是问题。但谨慎不该变成推卸责任的挡箭牌。
很多时候，所谓“文凭要求”，并不是为了确保专业，而是为了降低风险——一旦出事，可以说：“我们请的是有资格的人。”换句话说，这不是对公众负责，而是对自己免责。
于是，一个荒谬的逻辑就出现了：有文凭的人，未必有经验；有经验的人，却可能被挡在门外。
若马大法律系毕业的不是“文凭”，请问什么文凭的含金量可以超越她？
若实战经验超过二十五年的不算“经验”，那什么经验才算得上是“惊艳”？
形式“安全”？
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学生，关心他们在网络世界面对的伤害，那么最需要的，不是形式上的“安全”，而是内容上的真实与有效。
一个处理过无数诽谤案件的律师（当然其他法律系毕业者和相关经验的律师也包括在内），和一个只在课堂上读过理论的人，谁更能告诉学生：一句话，可以如何毁掉一个人？
答案，其实不难。
教育的本质，不是筛选谁可以说话，而是让更多真实的经验被听见。否则，我们教出来的，只是会考试的人，而不是懂得面对世界的人。
我并不介意这场讲座被取消。律师这行，吃过的闭门羹，不会比吃过的官司少。
但我在意的是，这样的决定，正在传递一种讯息——经验，不如形式；现实，不如文件。
如果连“讲真话”的人都需要先通过一层层审批，那我们究竟是在防止风险，还是在回避问题？
其实，我在想，还有一个可能，因为我常批评团结政府？！
若是如此，在前首相纳吉时代，我都批评也是如此火辣有力，可是我还是进出学堂，讲座分享自如，从来不面对任何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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