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以色列议会大选结束，但没有产生明确的胜利者。根据10月30日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获得27席，其右翼执政联盟共取得53席，较上届减少15席；以埃森科特为首的反对派获得48席，阿拉伯政党则创纪录地获得19席。双方均未达到组阁所需的61席。
反对派如果与阿拉伯政党合作，理论上可以组成多数政府，但贝内特、利伯曼等右翼反对派领导人拒绝这种合作。因此，内塔尼亚胡虽然失去议会多数，却仍然存在继续执政的可能。接下来，各党派将展开组阁谈判，以色列甚至可能再次举行选举。
然而，即使内塔尼亚胡最终下台，也不意味著以色列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会随之改变。内塔尼亚胡在过去近二十年的执政中，不仅改变了以色列的具体政策，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色列社会对于国家安全的基本认知。他长期坚持的强硬立场，逐渐转化为以色列政治与安全机构广泛接受的共识。今天的反对派虽然在司法独立、民主制度等国内问题上与内塔尼亚胡存在分歧，但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双方的政策差异远比外界想像的小。
判断以色列未来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是否真正改变，需要观察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第二，是否继续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朗威胁；第三，是否继续对黎巴嫩、叙利亚等周边地区实施预防性军事打击，并通过控制领土建立安全缓冲区。这三个问题，构成了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首先是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历史上，以色列并非没有讨论过巴勒斯坦建国。1993年，拉宾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奥斯陆协议》，试图通过谈判实现政治解决。此后，巴拉克和奥尔默特政府也曾推动领土妥协，沙龙甚至在2005年撤出了加沙的以色列定居者。但内塔尼亚胡长期反对这一方向。他把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南部和加沙后遭受的火箭弹袭击，作为反对领土让步的证据；同时持续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并通过允许卡塔尔向加沙哈马斯提供资金，客观上加深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分裂。
随著定居点持续扩张，以及2023年10月7日袭击和加沙战争的发生，巴勒斯坦建国逐渐退出以色列主流政治议程。即使2021年短暂取代内塔尼亚胡的贝内特—拉皮德政府，也没有重新推动两国方案。如今，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埃森科特明确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贝内特同样如此。各党派争论的已经不是巴勒斯坦是否应该建国，而是如何管理巴勒斯坦问题。
其次是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早在1992年就警告伊朗核计划构成重大威胁，并长期主张通过军事力量阻止伊朗获得核能力。但这种主张最初并非以色列安全机构的共识。2012年，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达甘等人公开反对攻击伊朗核设施；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后，前国防军总参谋长甘茨甚至认为协议能够推迟伊朗核能力10至15年。
然而，随著特朗普2018年退出核协议、伊朗恢复扩大铀浓缩活动，以及双方秘密军事行动不断升级，以色列国内对军事解决方案的支持逐渐增强。即使贝内特—拉皮德政府上台，也反对美国重返原有核协议。2025年美以攻击伊朗核设施、2026年双方发动更大规模战争后，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已经成为跨党派共识。埃森科特虽然反对通过空袭推翻伊朗政权，主张通过核查和移除浓缩铀解决核问题，但同样支持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因此，双方分歧主要在战争目标和战术，而不是是否可以使用武力。
将理念制度化
最后是对周边地区的预防性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逐渐将一种安全理念制度化：面对潜在威胁，以色列不必等到遭受攻击，而可以提前打击，并通过控制周边领土建立安全缓冲区。2023年10月7日之后，这种理念进一步强化。以色列不仅在加沙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还在黎巴嫩南部和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的叙利亚扩大军事控制，甚至于2025年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
过去，以色列曾通过撤军降低地区冲突成本；如今，控制周边领土越来越被视为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反对派虽然批评内塔尼亚胡的具体军事决策，却没有提出完全不同的安全战略。埃森科特可能更愿意在美国支持下与叙利亚达成安全安排，但对于加沙、黎巴嫩南部以及其他缓冲区，主要政治力量仍然强调维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和行动自由。
因此，这次以色列大选可能改变总理人选、执政联盟以及国内民主制度的发展方向，却未必能够改变以色列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内塔尼亚胡最深远的政治遗产，不是他执政了多少年，而是他将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对伊朗保持军事压力，以及通过预防性打击和领土控制维护安全，逐渐塑造成跨越党派的国家安全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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