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律师公会发动，要求废除1948年煽动法令、抗议当局频频援引煽动法令展开逮捕、提控以及调查行动的“2014年和平及自由之行”，获得约1500人参与，从吉隆坡马莫草场集合，步行至国会大厦，把备忘录交到首相署部长马袖强之手。
相对于其他大集会，这行程不长，人数也不多的和平及自由之行，却有著深远的意义。从三权分立体制下来看，律师是司法体系的一份子，原本应是通过体制内的平台，他们最熟悉的场所─法庭去斗争。然而，如今他们却走上了街头，用他们最不擅长的方式，去表达立场时，诚如律师公会主席梁肇富所言，当律师走出办公室，走上街头，代表著我国体制开始腐败，出了问题。
尤其执政者不但没有信守大选前的诺言，顺应社会实况，废除备受争议的1948年煽动法令，反而还选择性的使用此恶法来对付异议分子，从学生、法律教授、律师、社运分子，甚至国州议员逐一提控。这不只是一种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更是对人权的践踏。
当然，这不是律师公会，首次动员成员走上街头，近年来的就有2011年发动过千人“自由行”反对《和平集会法令》内更压制民主的条文，更远一点则有2007年因林甘司法短片丑闻，而发动的“公正之行”，要求司法改革。
这些游行背后，各有其社会的脉络及目标，但整体而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当法律无法捍卫正义原则，反而成了强权者的共犯时，法庭、法律的程序，己不是律师或民主人士争取改革的战场。
反之，走上街头，引起关注，争取民间的支持，让这股力量转化为社会运动，形成强大民间压力，才能对强权体制构成挑战及冲击。从兴权会、净选盟到反内安法令大集会，到308至505大选后，当权者不时释出善意，如落实点墨投票、废除内安法令等的发展显示，唯有在强权面对著不改革，就要被改革掉的情况下，强权才会做出让步或在体制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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