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日讯）前马大新青年主席黄彦铬认为，公民抗议是民主运作的基础，而非惩罚异议、压缩公共空间的工具，并促请政府修正《刑事法典》第504条文，明确保障和平抗议的空间。
黄彦铬在2019年毕业典礼期间举牌抗议、侮辱前大学校长被判罚1万令吉一案提出的上诉，昨日遭上诉庭驳回。
黄彦铬今日发文回应说，这场历经6年8个月的司法抗争终于告一段落，但结果令他感到遗憾。
“上诉庭驳回我方上诉，维持《刑事法典》第504条文下的罪成裁决及1万令吉罚款。当年，我在毕业典礼上举牌，抗议时任马大校长的种族主义与滥用权力，最终换来的却是一项刑事定罪。”
“我尊重法院裁判与诠释法律的职权，但对结果深感遗憾。”
他说，遗憾并非源于自己受罚或背负罪名，而是未能说服法庭充分理解抗议的本质，为表达自由的司法诠释拓展更大空间。
他也担忧，这项判决可能成为打压异议的先例，使学运、社运及公民抗议的道路更加艰难。
黄彦铬表示，和平抗议确实会打断仪式、扰动日常秩序，甚至让被抗议者，尤其是有权有势者，感到不适、不悦或愤怒，但当权者的不快，不应成为否定抗议正当性的理由。
他认为，在权力不对等、问责机制失灵的处境下，这种摩擦具有民主意义。
“抗议是为了让无权无势者被忽视的诉求进入公众视野，形成社会舆论，迫使掌权者正视问题、回应批评、纠正错误。”
他坦言，当年的抗议并非出于私人恩怨，而是针对校长借大学之名，参与举办种族主义大会、为政客背书的行为。
“享有权力，就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监督；身居高位，更不能自由选择受批判的形式。”
他呼吁政府，修正《刑事法典》第504条文，明确保障和平抗议，防止它成为惩罚异议、压缩公共空间的工具。
他指出，这些年的审讯过程中，“你有言论自由，但应通过适当管道行使”的说法反复出现，而毕业典礼被视为庄严仪式，举牌抗议则被视为破坏“秩序”。
他认为，这种论述容易将焦点从当权者是否失责，转移至抗议方式是否得体。
黄彦铬指出，在阿都拉欣担任马大校长期间，学生及学术人员曾针对包括马来人尊严大会引发的争议等不同课题，透过寄信、发文告、争取会面、请副校长转达、在办公室外抗议，甚至守候停车场等方式表达意见，惟始终无法获得回应及当面对话的机会。
“直到我在毕业典礼举牌，校方才接连两次发文表态，同时报警对付我。”
他表示，正因“适当管道”屡屡失灵，才会出现抗议行动；抗议是让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人重新取得话语权的方式，也是要求当权者面对责任的一种手段。
黄彦铬认为，不能把社会失序归咎于公民抗议，反而应正视种族主义者受到礼遇、反对种族主义者却遭严惩，以及贪腐者获宽待、抗议者被定罪等现象。
“从当年举牌至今，近7年过去，马来西亚历经政权更替，司法威权主义却未随之退场。”
他指出，逮捕、扣留及提控，即使披上合法程序的外衣，也可能成为消耗公民社会的手段，而冗长的司法程序则迫使行动者不断奔走法庭，将原本用于推动改革及监督政府的时间与资源投入自我辩护。
他亦批评，在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执政下，公民社会仍须耗费大量心力，捍卫最基本的公共空间。
他举例，独立人民发展中心（MANDIRI）与HAYAT遭到对付、净选盟与沙巴非政府组织Borneo Komrad成员被禁止入境沙巴，以及马来西亚环境之友主席被拒入境砂拉越。
“我理解改革需要时间，但停止打压公民社会、停止对付异议人士，本来就不需要花任何精力和共识。安华只要有政治意愿，今天便能做到。”
他透露，虽然上诉程序已告一段落，但仍会与律师讨论，评估是否能进一步寻求司法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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