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1日讯）人民之声顾问柯嘉逊博士建议，如果《国家原则》（Rukunegara）真要团结马来西亚人民，就必须超越狭隘的神学假设与含糊的威权式忠诚诠释。
他认为，我国需要一个《国家原则2.0》，一个不是建立在紧急状态时代威权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民主正当性基础上的新国家原则。
“任何修订后的国家原则，都应公开辩论并由国会通过，而不是毫无质疑地继承自一个暂停民主、依赖紧急状态统治的时期。”
他说，新的《国家原则》应拥抱所有马来西亚人，无论其宗教或信仰为何。它应具有人文主义、理性与普世性的视野。它应通过同理心、理性与共同的人性来教导人们尊重彼此，而不是依靠恐惧或教条。它应鼓励科学好奇心与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盲目服从。
柯嘉逊今日在面书贴文指出，雪兰莪苏丹沙拉夫丁提醒马来西亚人民重新回归《国家原则》，可谓恰逢其时。长期以来，《国家原则》在学校和官方仪式中被机械式地诵读，却鲜少有人认真反思它究竟意味著什么，或者是否仍然反映我们希望建设的马来西亚。
“我们必须记住《国家原则》诞生的历史背景。它于1970年推出，距离惨痛的“五一三事件”仅数月。”
他说，当时国会已被暂停，国家在紧急状态法令下由国家行动理事会统治。
“因此，这些‘国家原则’并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国会辩论或通过。紧接著，1971年的《新经济政策》出台，并在往后数十年深刻重塑了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格局。”
柯嘉逊说，《国家原则》诞生于危机之中。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马来西亚人民有民主的权利，也有责任去质问：它是否仍足够包容我们今天所形成的社会？其五项原则是：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培养德行。
“问题首先出在第一项原则：‘信奉上苍’。乍看之下，这似乎无伤大雅，但实际上，它预设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属于一神论宗教范畴。这显然并非事实。马来西亚不仅有一神教信徒，也有佛教徒、兴度教徒、道教徒、泛灵论者、泛神论者、祖先崇拜者、不可知论者与无神论者。纵观人类历史，数以百万计的人对灵性、道德与存在的理解，并不围绕一个具人格化的唯一神展开。”
他说，作为一名泛神论的泛灵主义者，本身的仪式包括缅怀祖先与与自然交流，因此他认为这项原则并不包容，反而带有一种先验的假定。
“更重要的是，它与我国《联邦宪法》的精神并不一致。如今，这项原则甚至已被纳入《教育蓝图》，并被用来合理化拒绝国家团结协商委员会（NUCC）所草拟的《和谐法案》。原本象征性的表述，正日益被用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守门工具。”
柯嘉逊说，真正的悲剧并非宗教多样性本身，而是宗教沙文主义，一种认为只有自己的信仰才具有正当性，而其他信仰皆低劣或可疑的观念。这种态度分裂人民、毒化公共讨论并破坏国家团结。在马来西亚，宗教太常被用来管制道德、彰显优越感与压制异议，而不是深化慈悲与智慧。
他表示，《国家原则》的第二项原则“忠于君国”，同样需要更清晰的民主理解。
“在当代马来西亚，对国家元首与马来统治者的忠诚，不应被理解为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对王室偏好的无条件服从。马来西亚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而不是绝对君主制国家。”
他说，根据《联邦宪法》，行政权形式上归属于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由民选政府，即以首相为首的内阁行使。国家元首与各州苏丹大体上依据劝告行事，只有在少数宪法明文规定的酌情事务上拥有裁量权，例如在没有明确国会多数时委任首相、拒绝解散国会，以及涉及各州伊斯兰事务与马来习俗的问题。
他表示，因此君主制度的宪政角色，是作为宪法延续性、稳定与温和精神的守护者，而不是另一个行政决策中心。在民主制度下，公共政策最终必须由对人民负责的民选代表，通过国会与选举来决定。
“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若混淆‘君主立宪’与‘君主统治’，将削弱民主文化。如果王室言论被视为不可讨论，公民可能会不敢公开辩论公共政策。然而，在成熟的宪政民主中，对王室的尊重与公共讨论的自由必须并存。”
他说，《国家原则》中“维护宪法”的原则，本身就意味著所有制度——包括国会、行政机构、司法机关、军队、警察乃至王室本身——都必须在宪法限制之内运作。无论权力是以种族、宗教、安全还是王权之名行使，宪法至上都必须凌驾于任意权力之上。
“马来西亚的君主立宪制度，仍然可以在维护国家团结方面发挥建设性与象征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危机时期。但唯有当王室被视为超越党派政治，而非直接介入有争议的政策问题时，这种角色才最为稳固。君主立宪制中的道德权威，并非来自行政权力，而是来自克制、中立以及对宪法的忠诚。”
他表示，一个民主的马来西亚应鼓励人民具备宪政素养。马来西亚人民应理解王室的正当角色，以及宪政民主对其所施加的限制。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要求被动服从；它要求积极的公民意识、批判性思维以及对宪政原则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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