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朝至清朝帝制时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20世纪初，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便被所谓的进步知识份子所唾弃，认为儒学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祸首；只有打倒孔家店，中国才可能重生与复苏。
只是有行动便有反应，在1920年代，也有一批被称为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毅然挺身而出捍卫儒学。从他们的角度看，儒学是中国的国粹，有其永恒的价值，重点是，必须带著温情敬意重新诠释儒学发挥其积极的一面。
从后世之明的角度看，19世纪末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主因在于西方的强势崛起，及其弱肉强食的适者生存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物竞天择进化论的驱动下，全球成了帝国主义争夺生存空间的世界。其后果便是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两次大战也可说是发达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内战与自相残杀。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游欧后便写了本书揭示西方崛起的矛盾与重新评估儒家思想，认为儒学并非当时所谓进步文人所说的那么唯恐不及，他虽不像康有为那样积极推动孔教运动，但一战后却很推崇儒学。
什么是儒学？这要取决于个人的思想背景与意识形态。推崇西方自由主义者较有可能贬低儒学；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批评儒学是封建落后的意识形态。追求富强的国富兵强主义者也会认为儒学是较弱的意识形态；只是自1980年代四小龙（新、港、台、韩）崛起后，不少人开始重新检视儒学，认为儒家思想与价值是四小龙崛起的文化因素。
连新加坡这个高度西化，以英语为尊的岛国也要推动儒学与宣扬亚洲价值观。可见人在相当程度上是时空的产物，倾向于因势立论，也倾向于用时代的眼光，而非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事情，这就是现实。
进入1990年代也有西方思想家，如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汉斯孔（Hans Küng）提出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主张。这是一种强调多元差异与多元共存的思想主张，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不同文化与宗教间的来往更为频繁，彼此之间的对话沟通，相互理解变得更为迫切。德国的社会哲学家哈伯马斯也提出了交往与商讨理论，而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要世界各主要文化与宗教界认同一个普遍伦理，确是不易，特别是在这个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互相对抗的时代。有人甚至认为普遍主义的伦理共识只是空想，不切实际。就普世伦理而言，穆斯林（如大马）一般上也对其持保留态度，因此普世伦理也成了一种最低限度的底线伦理，其黄金律（Golden Rule）则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之所以要强调勿施于人便是认识到人皆有己所欲强施于人的霸权心态。总有自以为是，自鸣正义的心理倾向。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便是体会到人皆不想被人霸凌，既然不愿被人霸凌，当然也应以己度人别霸凌别人。这是普世伦理的基本要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一书，按孔子的说法，这是忠恕之道。忠者（由中与心构成）强调尽心尽力办事；恕（由如与心构成）强调以心比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感同身受。这样才能彼此和平相处。其实，不仅是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或宗教与宗教之间，即便是个人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基本的情商。
孔子不但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进而强调“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双赢思想。双赢思想是当代用语，可这种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的儒学中便已体现。儒学不但是著重“仁者爱人”的仁学，也是著重“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人处世之学，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的要求，无疑是建构底线伦理的必要要求。只有自重也尊重别人，别国，别教才可能和平共处，这是基本的常识。
当然和而不同也要与仁者爱人并举；否则就成了无原则的处人处事技巧而空虚无价值。对此儒学则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来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所谓进步文人，即不民主也不科学地猛烈抨击儒家思想时，一些本土饱读西书的“西化”华人，如林文庆、辜鸿铭等便积极推崇儒家，认为它富有人性与理性。辜鸿铭甚至说，儒学是种良民宗教之学。
五四的进步文人反孔孟儒学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毕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饱受西方与日本列强霸凌与入侵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会产生恨铁不成钢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到了今天，若不分青红皂白去抨击儒家就只能说是不知所谓了。
五四标榜民主与科学，可其对待传统的态度是即不民主也不科学，后人则应平心静气带著温情敬意对待传统才是中和之道。
简言之，儒学是一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与义务的人学。它重视双向的相互性而非单向的盲从，如君不君，便臣不臣；父不父，便子不子；夫不夫，便妇不妇。这种双向性才是“道尊于势”的厚儒（孔孟）本色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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