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价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我们要看的是它能够产生出怎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男人或女人。其终究的问题是一个文明产生的男人和女人，正好显示该文明中男人和女人的本质。真正的文明人，不该只在乎它是否能够修建宏伟的建筑、是否造出多智慧的汽车、更不该只在乎它是否拥有多强大的炮弹来炸开敌人的领地。
辜鸿铭（1857-1928）曾用过很多英文名，初用Koh Hong-beng，回祖籍国用Ku Hweng-Ming，另外还有Kaw Hong Beng、Amoy Ku，但最为人知的是Tomson。这是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使用的姓氏多种拼写特殊方式，Koh是姓氏，Hong Beng是名字，Ku也使用洋文名字Tomson Ku。这个姓氏的发音差异反映了福建省份的方言特点。
辜鸿铭原籍福建惠安，生于马来西亚，其家族渊源深厚。他出生在闽南人的家庭，母亲却是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而他的妻子则来自日本，他凭借著卓越的语言天赋，博古通今，熟练及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及马来语等九种语言文字，其学术成就更传为佳话，据说他获得了13个士学位衔头，可见他博学多才，被誉为“清末怪杰”，作为清代第一位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和东方文化的先行者，其作品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不仅在欧洲众多知名学府的哲学课堂上占据重要地位，成为教学的经典教材，更被译介成多种欧洲文字，风靡全球学术界。
当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1936-2015）提出的“想像共同体”建构理论，罕见陌生又新奇的东南亚美洲欧洲的史料中，再将它们用一种巧妙的线——印刷资本主义和民族——联系起来。当时西方资本家为拓展市场，转而采用当地语言出版书籍与媒体，摒弃了过往的拉丁文等通用书面语，使得未曾受过这些语言教育的当地民众，得以轻松学习和理解，这一变革让不同方言区的读者，得以通过共通的书面语相互沟通，突破单一语言的认知束缚，在个体间共鸣认知、情感与意义的构建，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紧密相连，这两种差异超越了语言认知的界限，共同孕育出一个兼收并蓄、是儒家“家国天下”的哲学体系。
辜鸿铭以其独到的“文化间性”多元视角，其根生于马来西亚文化多元性的土壤中，是对儒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解读与重构，坚持极端理念，强调那个年代，唯有中国的皇权治理下的制度社会，唯有通过论证皇权的合理性、正当性及其进步有价值，方能迎来救赎之道；当面对持有异议的学者，不禁为当时皇权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在现代社会文明碰撞中，搭建了一座连接东西方文明、又能促进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桥梁，既要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盲从全盘西化的潮流。
囿于儒学保守教条而不随波逐流，独辟蹊径，辜鸿铭见解自成一格，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秉受著与“主体间性”的哲学立场，独立而坚定，在认可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的前提下，人类文明间的差异性展现了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联系，并与个体间的主体间性相互交织。
儒学的非凡之所在，便在于其独特的非宗教特质，却又能扮演宗教的角色。若将其定位为一种哲学伦理体系，那么儒学的“家国天下”理念便以其主体间性为灵魂，依托感通本体（气论宇宙观）构建起一个独领风骚的 “世界文化”，这一体系将中国艺术精神，“心物一元、即体即用” 的伦理形而上学融会其中，既非西方唯物论的僵化框架，亦非唯心论的主观幻想。通过动态的关联与道德实践，巧妙地调和了主客二元对立，为应对传统与现代性儒学在东西方文明交融中，所遭受的诸多挑战。
今天，一个人性本恶的时代，人的社会交往，如同织网般错综又复杂。辜鸿铭的儒学思想表现为对中西文化的包容，如何尊重文明多样性，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和谐与共生，且能为现代人解决诸多焦虑的工具，这一视角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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