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画家尔纳斯受邀前来新山为一商店作画，期间与本地人交流，以乐高模型人画出引起新山共鸣的“转角遇匪”壁画，结果引发一连串事件。壁画虽然最终在新山市长的指示下被涂盖，然而后续却引发柔州人民一连众的软性反弹。
民众在壁画被抹去后的反应，有人诠释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展现，时评人认为柔州人民在事后所进行的行为中，只有部分表现属于“公民不服从”，且只是一项机会教育，属于可遇不可求，惟播下不服从运动的种子，为未来累积冲撞不公体制累积能量。
尔纳斯的“转角遇匪”壁画遭涂盖后，不明团体及人士将“转角遇匪”重新复制，以贴纸的方式让“转角遇匪”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除了壁画原址外，也出现在新山市区部分建筑物，包括陈旭年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物“红楼”。
此外，也有团体将壁画复制到T恤上，结果有关产品一时无两，吸引许多人购买。同时，有心人也将“转角遇匪”壁画转移到槟城，成为槟城另一幅吸引人潮争相参观的作品。
隆雪华堂执行长兼资深评论员陈亚才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分析，壁画在大马获得重视，最先得从槟城说起，尔纳斯在槟城的魔镜壁画作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甚至成为游客到槟城必游的景点，其中原因在于其引起民众共鸣。
人民主动回应决策
“在马六甲古城区，有人也在墙壁上作画，包括画龙和写诗词，却没有引起人们讨论，显示壁画没有共鸣点。”
他指出，尔纳斯在新山的壁画作品，其所引起的高度共鸣点在于其所反映的实际状况，令人心领神会。壁画被涂盖之后，结果更引起人民反弹，制作出贴纸、T恤等产品，将壁画传播得更广。
“民众向当局释放了清楚的讯息，对于官方机构的错误决定已引起人民的不满。人民将壁画换成另一种形式传播，甚至花钱购置T-恤将壁画穿在身上，反映出人们同意壁画所反映的社会实况，这是不容易的。”
虽然如此，另一名时评员杨善勇则认为，这其实是民众在面对当局无理的决策下所进行的“无奈”反应，正面来说也是人民主动回应官方决策，可见公民社会成长的迹象。
他说，民众在事后的反应释放3项讯息，包括表明在意识上不认同官方机构的做，在外在形式上也认为官方反应过敏，最终民众将“转角遇匪”传播开来。
陈杨两人受访时均认为，民众的抵抗动作展现出部分的“公民不服运动”影子，对新山公民社会的形塑有一定的推波助澜。
陈亚才直言，“转角遇匪”事件是一项“机会教育”，民众在此事件中对不公体制的反思是否能持续，有待其他努力。
后文本创作捍卫公民权利
新山“转角遇匪”事件除了反映公民不服从运动成型，也牵引出街头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新山黄色行动小组副主席郑凯聪（艺术工作者）指出，艺术的形式包括词、曲、画、舞，是一种资讯传达的媒介，如果这些作品是社会切实的声音，将能引起关注。
他认为，“转角遇匪”被涂改后，网民再创作的后文本、四处张贴的贴纸及印刷的衣服不只是艺术品，而是艺术的权利。
挑战权威
“这些后文本创作，是公民社会捍卫公民权利的行为，也是挑战权威的举动。”
他说，虽然墙上没有壁画了，却激发市民更多想法，更热情地以治安不好的主题去创作更多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写实的一面。
“网络上各种不同后文本的出现，贴纸出现在不同产品上，如同市民利用艺术平台与权威打游击战，在失去墙壁做为壁画的平台后，不同的产品和后文本同样承载艺术家想要反映的写实情况。”
他也说，新山市长的立场模糊不清，不能在公共空间讲新山不好，但大耳窿却四处张贴广告。“如果市区干净整洁，毁掉壁画的决定也比较合情合理，但是，市长声称壁画在公共的地方画壁画，却没有清除壁画周围电灯柱的大耳窿张贴广告，这不是很讽刺吗？”
时评人：新山市局反应过敏
新山“转角遇匪”事件引起轩然大波，随著壁画被涂盖，民众发起一系列的软性抗议，新山市政局以将在新山一公园设立涂鸦角落，让民众任意发挥，作为一项回应。
杨善勇针对这点受访时直言，上述建议毫无意义，因为市政局在落实这项动作前，未能保证会容纳人民心声。
“在这项动作落实前，市政局必须回答的是，如果有人在花园中再画上‘转角遇匪’的类似壁画，政府是不是会保留不再涂掉？”
陈亚才也指，壁画所引起共鸣之处，是其自然元素。“转角遇匪”的作品画在人迹罕至巷弄中，也就带出壁画作品的意义，获得广大民众认同。
“如果在特定地点，单一色彩的墙上作画，失去了天然优势，想必引起的共鸣也随之减少。”
他直言，新山市政局对画作的反应过敏，事实上如果壁画成功吸引人潮视线，也可以带动人潮流动，使这些偏僻的巷弄摆脱罪案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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