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马来西亚公民，大马公共医疗让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特点，是可以负担的起的医药费。我国独立至今69年，人民到政府诊所看病，普通门诊收费可以低至1令吉；而到政府医院接受专科治疗，也能够以相对低廉的费用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
这套制度背后的理念在于，医疗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收入高低，而决定他有没有资格获得治疗。对一个以全民医疗保障为目标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项值得珍惜的制度。
但是，随著时代的改变，我们或许也该开始探讨，这样的公共医疗融资模式，还能够维持多久？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说政府没有增加对医疗的投入。事实上，近年来卫生部获得的拨款持续增加，2026年的卫生部总拨款更达到约460亿令吉，创下新高。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拆开这个数字来看，就会发现其中差不多85%其实是用来维持现有医疗体系的日常运作。
换句话说，这些钱是用来付医院、诊所每天需要有人工作，医生、护士、药剂师、医技人员和其他医护人员需要领取薪酬；医院需要电、水、药物、耗材和维修；救护车需要运作，诊所需要开门，手术室需要维持，病房需要有人照顾。这些都是卫生部每一天必须承担的营运成本。仅剩的15%用来建设新的医院、提升数码系统，或者增加新的医疗服务。
我国公共医疗面对的挑战是整个系统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慢性疾病增加、癌症与心血管疾病负担上升，加上人民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期待越来越高，都意味著公共医疗未来所需要的资源只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我们希望医生获得更好的薪酬，希望护士获得更好的待遇，希望药剂师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我们希望医院能够减少等待时间，希望基层医疗能够加强，希望有更多专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医疗设施能够更加现代化，也希望我们会用最先进的科技。这些要求没有错。问题只是在于这些事情都需要钱。
拿电子医疗记录来说，这是我国公共医疗非常值得继续投资的一项改革。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一人一份医疗记录”，一个病人的医疗资料可以在不同的政府诊所和医院之间安全、完整地流动，医生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看到病人的重要病史、过敏记录、药物和检查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减少重复检查，提高医疗照护的连续性，也能够减少因为资料不完整而造成的医疗风险。
这不只是一个IT项目，而是医疗体系基础建设的一部分。
医疗数码化
但同样的，这也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除了软件和硬件，我们还需要网络、数据中心、网络安全、培训以及长期维护。对于本身已经需要大量资源维持日常运作的公共医疗体系而言，要额外拿出大笔资金推动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
因此，当我们能够找到财政部以外的公共资源来支持医疗数码化时，其实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近期通过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投入的10令吉亿用于推动公共医疗数码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类跨部门资源整合，让一些原本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基础建设，有机会加快推进。
可是，这又把我们带回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样为未来的公共医疗筹集更多的钱？
我们经常说医生薪水太低、护士待遇应该提高、医疗人员应该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些说法。但如果我们真的要提高医疗人员的薪酬、增加医生和护士的人数、建设更多医院、增加手术室、扩大ICU容量、购买更多先进设备，钱从哪里来？
我们当然应该继续推动效率改革，包括改善采购、减少浪费、提升医院生产力、重新设计医疗服务流程。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我们也不能假设，只要效率提高，所有问题就能够解决。因为当医疗需求本身不断增长的时候，我们最终还是需要更多的资源。所以，大马下一阶段的医疗改革，也许应该把讨论从“政府应该拨多少给医疗”，进一步推进到“我们应该怎样长期融资医疗”。
医疗社会保险机制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人民需要开始参与这场讨论。人民是否会愿意为了一个更好的公共医疗体系，每个月从自己的收入中固定拿出一小部分，并且将这笔钱明确地锁定在医疗用途上？
比如说，一个经过精算和研究后认为合理的比例，又或者是某一种专门的医疗社会保险机制。这里重要的不是今天马上决定是1%、2%还是其他数字，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开始讨论这种可能性。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探讨雇主承担更多医疗保障责任、针对特定高健康成本产品设计更合理的健康税、加强私人医疗保险与公共医疗之间的协调，甚至建立更加独立、透明和可持续的国家医疗基金。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医疗融资模式，没有一种模式可以直接复制到大马。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医疗服务越来越好，就不能永远假设医疗成本不会增加。
尤其是在讨论任何新的医疗融资方式时，我们必须保护低收入家庭。公共医疗存在的意义，正是让那些最没有能力承担高昂医疗费用的人，依然能够获得基本而有尊严的医疗照顾。因此，任何改革都不应该把“能够支付更多”变成“才能获得更好的基本医疗”。
同样地，我们今天讨论RM1或RM5的收费，也不应该简单变成“应该涨价”或者“不可以涨价”的争论。RM1和RM5的收费制度，在过去几十年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今天的医疗成本、人口结构、疾病负担和人民对医疗服务的期待，已经和几十年前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真正需要重新思考的，也许不是RM1这个数字本身，而是整个公共医疗融资体系是否能够支撑未来的医疗需求。如果我们继续要求政府投入更多、要求医护人员获得更好的待遇、要求医院拥有更先进的设备、要求医疗数码化、要求更短的等待时间，同时又希望医疗服务继续维持极低的个人收费，那么我们最终必须回答差额由谁来承担？
政府当然有责任。但政府的钱，最终也来自社会。因此，这不只是卫生部的问题，也不只是财政部的问题，更应该是一场属于整个社会的讨论。我们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持续几十年、甚至让下一代也能够负担得起的医疗融资模式。我们想要怎样的公共医疗，就必须认真思考，究竟要怎样为它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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