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于10月9日提呈。每年的财案都牵动民生，今年的关注度似乎又高了一些，毕竟距离下一届大选并不算太远，外界难免会多一些联想。
值得关注的是，财政部副部长刘镇东日前所透露的方向。他指出，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重点关注"青年经济保障"、薪资增长，以及高价值科技自主，希望让年轻人在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仍拥有稳定的工作、足够的收入和清晰的上升空间。
从人口结构来看，政府把青年列为重点，其实并不难理解。
根据统计局（DOSM）的数据，2025年我国15至30岁人口约960万，占总人口27.9%；15至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占70.4%。与此同时，60岁以上人口已达约410万，占12%，65岁以上人口也从2024年的7.6%上升至8%。全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则达到31.3岁。
换句话说，马来西亚目前仍拥有相当庞大的年轻及劳动人口，但人口老化也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今天年轻人的就业、收入和技能，不只是个人问题，也关系到未来十年至二十年的劳动力结构与经济竞争力。因此，政府把青年经济保障列为重点，是有其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考量。只是，当"青年经济保障"成为如此明确的政策关键词时，公众难免也会关心：今天支撑著劳动市场的中年及较年长劳动者，在这套经济保障的版图中，又处于什么位置？
马来西亚职工总会（MTUC）提出把全国最低薪资从目前的1700令吉提高至3100令吉。虽然3100令吉并不是政府目前规定的公务员最低薪资，但这项建议一旦落实，影响的显然不只是基层员工，也可能牵动整个劳动市场的薪资结构。
提高最低薪资当然有其必要性，尤其面对生活成本持续上涨，低薪族的生活压力确实不容忽视。但薪资结构并不是简单地把底线往上推就结束了。
如果最低薪资大幅提高，企业的入门薪资自然会跟著调整。对于已经工作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员工而言，如果原本的薪资差距被压缩，企业势必要重新调整整个薪资架构。换句话说，年轻员工的薪资提高了，原有员工的薪资结构也可能需要相应调整。增加的不只是基层员工的薪资成本，也可能进一步牵动招聘、培训、产品价格，甚至促使部分企业加快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
对于中年劳动者而言，这样的薪资调整同样值得关注。
四五十岁的员工，往往正处在人生经济负担较重的阶段：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费用，还有父母的养老问题。年轻人还有时间重新学习、转换跑道，中年人却未必有那么多试错的空间。一旦企业因为成本或技术转型而缩减职位，拥有多年经验、薪资相对较高的中年员工（坊间俗称"高贵"，即职位高，薪资贵），反而可能成为企业精简架构时被牺牲的目标。
所以，薪资增长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够支撑薪资持续上涨的，最终还是生产力。
这也让笔者想到刘镇东所说的，从"Make in Malaysia"走向"Make by Malaysia"。如果马来西亚能够从单纯的生产、组装和代工，进一步走向研发、科技、创新和本土知识产权，提高产业附加值，那么员工的薪资增长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否则，单纯把工资成本往上推，企业最终还是可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工资涨了，生活成本也跟著涨，实际购买力未必有所改善。
因此，青年经济保障当然值得关注，但一套完整的劳动力政策，也应该覆盖不同年龄阶段的需要。年轻人需要工作机会和上升空间，中年人需要职业安全和转型空间，年长者则需要退休保障。关键是，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应该有继续留在经济体系里的能力与尊严。
笔者相信人民更希望看到的是一套能够让年轻人有未来、中年人不掉队、年长者有保障的经济政策。毕竟，政策可以各有侧重，却不该厚此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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