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发生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随机杀人事件在不同社会反复出现，对公共安全与司法体系造成深远影响。我想以近期发生于台北捷运系统的随机杀人事件为讨论起点，从法医学角度探讨此类案件在事件性质，并论述法医在此类案件中角色的转变与延伸。
个人认为，随机杀人事件应被视为一种“事件类型”而非孤立个案，法医学在其中不仅承担司法证明功能，也逐渐成为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部分。
传统凶杀案件多发生于熟人关系网络之中，其背景往往涉及家庭、情感、财务或长期冲突。相较之下，随机杀人事件具有几个核心特征：受害者之间缺乏社会关联；攻击目标选择性低；行为发生迅速，常于高人流的公共空间。一旦发生随机杀人事件后，社会的心理冲击远远大于案件本身的数量规模。
从法医学角度而言，在随机杀人事件中，法医学关注的重点并非单一创伤本身，而是整体伤害分布与一致性。
常见的专业观察包括：
1.伤害的低选择性与重复性：多名受害者呈现相似的受伤方式与部位分布，提示攻击行为以效率与接触机会为导向，而非针对特定个人。
2.时间密度与行为连续性：攻击往往集中于短时间内完成，这对评估行为控制能力、决策过程及事件动态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3.多地点或移动式现场特征：当事件横跨多个空间时，法医调查需与现场勘验、法医病理及行为分析单位高度协作，突破传统“单一案发现场”的工作模式。
这些观察并不用于推测动机，而是为司法结论与制度改进提供客观基础。
法医在进行遗体解剖时，我们需要找出致命伤痕。如果死者身上的刀伤，都是聚焦于要害，比如头部或是胸膛，那干案者的动机很明显是想取死者的性命，而非只想造成身体上的伤害。死者身上的防御伤痕也很重要。如果死者身上没有防御伤痕，这说明，死者在遭到攻击时，身体根本来不及做出防御反应。
在此类案件中，法医学的功能正逐渐发生转变：从传统的角色：确认死因、伤害性质与因果关系，为司法审判提供证据，至延伸角色：通过系统性整理伤害模式、时间结构与空间分布，为公共场所安全设计、风险评估及应急应对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这并不意味著法医介入政策制定，而是以去价值判断的专业数据，协助其他系统（公共卫生、城市安全、交通管理）理解风险形态。
无论是在台湾、东南亚或其他高度城市化社会，随机杀人事件在法医学层面呈现出高度相似性。这提示：事件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现代都市结构、高密度人流与个体暴力行为交互下的共同挑战。因此，法医之间的跨国经验交流，重点不应放在案件“震撼性”，而应放在可比较的模式、系统反应与专业边界。
在讨论此类案件时，法医应特别注意以下原则：避免使用道德化或情绪化语言；不在缺乏证据情况下推测行为动机；不将案件个人化或戏剧化。法医学的专业价值，恰恰体现在其去戏剧化、去标签化的能力之上。
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在法医学层面并未呈现前所未见的伤害形式，但它清楚地显示，现代法医实践已不再局限于个案的司法处理。随机杀人事件要求法医在保持专业中立的同时，参与到更宏观的公共安全与风险理解之中。法医不是社会恐惧的放大器，而是以证据降低不确定性的专业角色。这，正是现代法医学在面对随机暴力事件时，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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