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孕盛行　沦为生财工具

代孕母亲是否合乎伦理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赞成者认为，代孕对于一部分妇女，比如因为患有疾病切除子宫，或先天性子宫发育不良者，代孕技术是她们获得自己亲生孩子的唯一机会。为了帮助这些不能生育的妇女，代孕母亲甘愿冒风险为她们带来新生命，帮助她们得到从血缘关系上讲比领养更亲近的孩子，为她们带来了家庭的快乐。

反对的声音认为，代孕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只是一个有疑问的实验，是一种商业行为。如果完全禁止代孕技术实施，就会剥夺有些夫妇做父母的权利，甚至会出现一些地下私自交易，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然而近年来，代孕从原本的不孕不育症夫妇的一种补救方式，在中国演变成出卖卵子、子宫的交易行为，沦为一些年轻女性非法牟利的工具。《法治日报》评论道，如果说科技代孕改变了传统生育方式，非法卖卵、代孕则是对传统的生育观、价值观和现行法度提出了空前挑战。

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不孕不育人口高达逾4000万，且正不断增加，代孕已经成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地下产业链。搜索网络就可以发现大量提供代孕服务的中介机构。而据统计，由于不孕不育等因素，每十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是潜在的“代孕客户”。有当地传媒暗访发现，如今代孕妇女的数目约有830人，收费因不同代孕方式而各异，大致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人民币不等。从医院、出生证明、选择代孕母亲等一切环节，都有“专门机构”负责搞定。有钱的客户还能选择学历高、容貌好的“优质”孕母（比如女大学生），甚至有机构打出广告“100万包生男孩”。

引好色之徒骗色

据报导，“自然方式”代孕因涉及性行为，令代孕产业几近沦为不法分子骗财骗色的工具。一名顾客就曾投诉，他与代孕者进行交易时，期间对方却一直服食避孕药，骗取他的食宿费用。另因客户可选择代孕者的身高、体重、年龄，甚至外貌及学历，故引来好色之徒借代孕之名骗色。有代孕者曾爆料遇过一名“变态狂”，专门在欺骗代孕者，要求提供色情视频供其意淫。

更甚的是，代孕或影响婴儿健康。香港妇产科专科医生靳嘉仁指出，代母需要冒生命危险取出卵子，“女性要先进行阴道超声波、打排卵针，这些过程都存在危机，对女性身体有伤害。”

他补充，非法人工受孕存风险，如代母的健康情况、日常生活是否有陋习、生产若有危险会否愿意开刀，“婴儿随时被代母传染疾病，如性病、爱滋病。另外，万一生产那时婴儿心跳有问题或窒息，代母不肯开刀，就会对婴儿有深远慨影响。”

法律风险大　代孕争议多

代孕至今仍引发世界各国法律界、伦理界、医疗界以及女权主义组织的不断争议。尤其是一旦发生争拗，诞下的子女抚养权究竟归谁？又存在何等法律风险？

中国律师陈志荣表示，早前中国有关部门有意取消禁止代孕，但仍未落实。他指在中国出生的孩童5岁前，肯定将归生母抚养，除非患有精神病或需服刑等理由外，才归父亲抚养。

他补充，以香港男同志找代母生产为例，不讨论道德层面，法律上提供精子的男方肯定是婴儿生父，日后有权承继遗产；若果男女无婚姻关系，婴儿出境往香港肯定有问题，除非母亲在香港生产。

陈志荣续称，代孕行为界线模糊，男方容易犯嫖娼罪，若母亲被发现通过某些协议出售婴儿，亦会被控遗弃婴儿罪。

香港执业大律师陆伟雄则指代孕行为在港实属违法。他解释，以男方在中国找代母产子后欲带回港抚养为例，即使男方称是婴儿生父，但因是找代母生产，男方以此为由亦属违法；婴儿在没身份情况下，就算是到港探亲都不可行。若男方先与女方有婚姻关系后产子，其后若被证实纯粹因婴儿而有婚姻关系，亦可能犯假结婚罪。

孕母权益无保障

中国媒体透露，中介一般会把代孕妈妈当成工具，给予的医疗，食宿，是出于“生意”的考虑；而对于代孕妈妈情感，孩子出生后代孕妈妈的权利，根本无暇理会。代孕妈妈也必须放弃对孩子所有的权利：不能相认、不能联系、不能见面。

另外，代孕妈妈的权益根本无法得以保障，因为代孕相关法律目前在多地并不完善。虽然在代孕前双方或者三方会签订合同，但是这种合同并不一定完全合法，所以如果在代孕过程中发生各种意外，如孕期糖尿病，甚至是难产等等，代孕妈妈不一定能受到法律保护。

想有下一代　同志市场大

代孕是一种新的观念，新的趋势。随著人工生殖科技的迅速发展，七十年代以来，欧美各国陆续开始有不育父母委托代理孕母怀孕生子。选择代孕的原因不止因生理上无法受孕，也有同性恋者希望可得“爱情结晶”。一名长期从事代孕的香港中介坦言，顾客大多是没有后代的中年夫妇，其次则是单身未婚人士或男女的同性恋者。

香港一名提供代孕服务的代母锺氏分享一次代孕经历：在询问者接受开价后，她即与客人会面，得悉客人原来是想拥有下一代的男同性恋者。客人选择以“人工”方式代孕。双方第二次见面已是锺产子之后，在客人抱走婴儿之后，双方此后杳无音信。她透露，代孕费约35万人民币（约22万令吉），还未计每月人工3000元及2000元的营养费（约1900令吉及1300令吉）。

香港女同盟会干事炜炜表示，过往曾有中国的代孕公司与她们接洽，期望可以赞助同志游行开支，以换取团体于游行时协助代孕公司宣传有关服务，惟当时因游行日子将至，并未给予回复。她还透露，亦曾有日本的代孕公司想透过她了解香港对代孕服务的需求。但相对婚姻平权问题，女同志圈对生育的问题并不热衷。不过，还是有少部分的女同志会自己生育下一代，但大多只会选用西方国家的服务。

一名男同志表示，许多选择代孕的男同志，“多数都是去美、加或者泰国，用没有身体接触那种受孕的方法。”也有者指出，不少男同志均想有下一代，惟男同志于社会及家庭中均面对不少压力及歧视，加上多地法例上仍未容许同性婚姻，令下一代没有保障，故大多男同志只有生育下一代的念头，甚少会实行。